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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金光: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00 次 我要收藏

上世纪60年代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全球范围呈迅速增长之势。全球化趋势增强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加剧了宗教原教旨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宗教人权等因素在国际舞台上的活跃程度。就中美双边关系来讲,宗教问题在其中也呈现相似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宗教问题夹杂在中美贸易摩擦中,在中美关系中渐渐突出,成为中美人权斗争的重要内容,直至近几年来作为独立的宗教人权问题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宗教问题何以演变到如此重要的地步?我认为必须从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念去分析。因为思想观念主宰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从普通百姓到国家领导人,莫不如此。

一、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

美国被喻为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宗教自由则被视为美国文化价值观里的精髓。而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美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念及其行为准则莫不深深打着宗教的烙印。在美国人的宗教自由里面,有四点是值得关注的,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宗教自由观以及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国家政策的制定:一是美国并没有实行彻底的政教分离,相反在某些方面政教关系十分密切;二是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是公民宗教凌驾于一切宗教之上,为美国从平民到总统所尊崇;三是美国的宗教自由是有限制的自由,当两相抵触时,宗教自由让位于国家利益;四是美国的宗教自由是不平等的自由,自由的优先权给予基督教。

这就是美国的宗教自由观念。这是一种健全的宗教自由观念吗?现代国家的一个标志是政教分离;现代国家的民主观念是人人平等,不同的宗教一律平等;其实只有自由是有限度的自由的观念是可取的,而这是一些国际人权文书所普遍强调的。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观念也是相同的,但却常常招致批评甚至攻击。这是为什么?我们不得不再次分析一下在这样的宗教自由观影响下美国考虑和制定外交政策的一些显著特点:一是自由主义,二是民族主义,三是使命论(或拣选论),四是例外论。

美国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以基督教为基础的信仰与观念显然对美国人的世界观及美国政府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模式发生了很大影响。美国人对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信奉使之表现为正统意识形态的特征,而根深蒂固于美国人脑海深处的宗教文化价值观,以及他们对其独特的国家身份的认知等构成了其民族主义的核心。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成为塑造美国外交的两大意识形态,其对美国外交活动产生的影响,很难割裂开来进行阐述。抛开受现实利益的驱动,在很大程度上讲,美国政府是用“民族主义”的手段来追求“自由主义”的目标,如在国外寻找自由的“他者”来“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用强制的手段向全世界传播以“自由”为主要特性的美国文化价值观,向国外输出美国式的民主与自由市场体制等等。下面将要谈到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就是很好的例证。

另外由美国人的宗教自由观形成的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很大影响的是根深蒂固于美国主流文化当中的“使命观”和“例外论”。“例外论”除了指美国与众不同的独特发展道路之外,在思想意识上还指美国是上帝在尘世选择的唯一国家,承担着“拯救”其他国家跳出“撒旦”统治之苦海的使命。这一命题其实包含着一个明显的悖论,即设想美国从来都是与众国不同的,这种不同赋予了美国肩负着让其他国家以其为榜样走美国发展道路的特殊使命。按照这一逻辑,美国是以其独一无二的特性来消除与其他国家的“不同”,最终的结果是使其他国家变得与美国相同。逻辑上的悖论并没有影响美国人把“例外”与“使命”结合起来,只有与其他国家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才能凸显美国承担的特殊使命,而世界按照美国安排的趋同恰恰是美国政府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为什么美国人能有这样的观念?“例外论”和“使命观”可以在美国人的宗教信仰中找到其起源,但与佛教、道教等东方宗教比较倾向于“出世”的特性相比,基督教的“入世”本质体现得非常明显,这是由新教徒对尘世承担一种特殊使命所决定的。

“美国例外”和“美国使命”还暗含着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即代表上帝旨意的美国在国外总是要有受“撒旦”控制的“他者”的衬托,即使现实中不存在根本上与美国为敌的国家或集团,美国也会创造或虚拟出一个来,有这样才能凸显出其与众不同地捍卫“普世性”自由的神圣使命。按照这种逻辑,美国永远代表“正确”的一方。在这样一种前提下,美国很难容忍它认为属于“邪恶”的异己的存在,必欲在“正义”的旗号下除之而后快。因此,从哲学上讲,美国的使命神话包含着“正义”与“邪恶”的二元绝对对立。按照二元论的设想,一方必须是正确的,而另一方必须是错误的;一方必须赢,而另一方必须输;一方有上帝的支持,而另一方就会被妖魔化;一方拥有正义的事业,而另一方却没有任何合法的利益。因此,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凡是与美国敌对的国家或集团,无一不是打上了“邪恶”的烙印,成为“自由”的敌人。用中国一位学者王立新教授的话来说:“既然美国是世界自由的象征,美国的敌人自然就是自由的敌人,自由与美国乃是一体。”我们仅从中美宗教关系上就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二、美国《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对中美关系的损害

《1998年国际宗教法》是美国政府在国际事务中推行宗教外交和实践美国人宗教使命的一个突出例证。从它的内容我们可以明了,美国人是在用自己的宗教观和道德观处理国际事务,同时要求其它民族也按美国人的理念理解和对待宗教问题,这中间的大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色彩无法否定的。该法案能够在国会众参两院通过并取得克林顿总统的批准,反映出美国政界对宗教问题的看法相当一致,宗教外交已经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部分。1998年10月27日,在签署了《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之后的讲话中,克林顿总统说:“我的政府已经把宗教自由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因素。”这已经明确了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重要地位。

从1999年发布首个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至今年刚好10年。我一直想写一篇纪念文章专门谈谈10年来其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和损害。《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在全球的推行,在以下几个方面影响了美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

一是法制化:国会立法。由国会通过的“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建立了宗教因素直接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的全新框架。国会举行的各种类型的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听证会以及涉华提案、法案在逐年增加。国会在代表宗教利益影响美国外交政策方面起了主导作用。

二是机制化:按照“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的规定,美国设立了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跨党派半官方的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国际宗教自由的总统特别助理,以及涉及所谓宗教自由问题的美国政府和国会机构如国会与行政部门对华委员会(CECC)等,建立了年度性在全球范围报告宗教自由问题,认定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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