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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当代中国政教关系新论——政教认同关系的社会化建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30 次 我要收藏

一、政教关系及其相互认同结构

宗教与社会和谐之复杂关系,可以通过一个社会中特殊的政教关系来加以表达。尽管它们的关系交叉复杂、折叠往复,但这一关系模式,应当是中国宗教与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层面。所以,通过中国社会中政教关系间的认同路径,能够寻求一个适合于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国化的政教模式。

政治认同、国家认同和宗教认同,极其容易相互引用、彼此照应。宗教认同作为政治共同文化心理构成的主要层面,它无疑是政治认同的文化信仰基础,共同组成为国家认同的合法性文化资源。宗教认同在此过程中,也承受着来自国家、政治的种种影响,使其本该具有的超越特性受到制约和消减,无法确立它的独立和超脱立场。尤其是在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重叠,或处于政教合一之传统形态的时候,宗教信仰及其认同方式常常会被扭曲。

在宗教与社会结构的层面,宗教与社会相互适应的政治要求及其支持系统和政治基础,甚至是宗教与政治之“同”,实际上就是基于监控式职能分隔而要求的当代中国宗教运作层面上的功能整合。这就导致了宗教问题的本质,不同于宗教的本质,它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宗教世界观的对立,也不是信教群众和不信教群众在政治上的对立,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根本利益一致前提下因信仰上的差异产生的人民内部矛盾。信与不信之间的信仰差异及其构成的“人民内部矛盾”。[1]所以,在一个能够建构一种共同的政治认同基础之上,政教关系的处理原则是功能整合。在政教关系之间,既非单纯的政教分离,亦非简单的政教合一,而是有分有合,各有制度设置,或注重功能整合,或注重职能分隔。[2]

表面上,这是宗教管理制度的分隔设置。然而正是在这种分隔过程之中,政治的与国家的考虑,自然也被作为基本原则置入政教关系之间。宗教事务工作的性质决定了必须要讲政治,却又要注意把握讲政治的度,不能人为地增强宗教团体社会存在的政治色彩,以至于出现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宗教是一种伦理宗教和政治宗教。[3]既要职能分隔,又要功能整合,政教关系之间的张力,在很大程度之上,就是这样构成的。

这就是中国宗教的双重存在方式。既要如何……;亦要如何……,才能够促使宗教与政治要求、社会结构同构同型,有办法、有能力引导宗教界把爱国和爱教结合起来,把做“好教徒”与做“好公民”结合起来。既是政治要求,亦是宗教事务层面的管理要求;既要把宗教活动纳入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又要在政治上做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两方面均不可偏废。对于宗教,既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来管理,但宗教方面也不能搞狂热,否则同社会主义、同人民的利益相违背。[4]

从国家、政治与宗教、宗教组织的内在关系而言,前者所构成的宏观社会结构难以直接决定后者即一个宗教、宗教组织的具体制度特征。在同样的社会结构之下,不同的组织均可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秩序特点,每个组织均有自己的组织特性,故宗教组织仅仅是具体的、局部的社会秩序而已。虽然宏大政治秩序中的宗教组织总是要受到国家制度、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但是,对宏大秩序乃至社会结构的认识和把握,并不等于或不能代替对于宗教组织的认识以及局部秩序的把握。

换言之,仅仅是对于后者即局部秩序的认识与把握,亦难以把握或认识宏大秩序及其构成。所以,如能够对此二者之间的互动、渗透、整合的行动模式能够具有某些层级上的体认与理解,那么,在局部秩序的有限建构与宏大秩序的无限渗透方式之间,则有可能存在有把握此二者之间的同构关系,可能获得一种相互发明的认知方法,通过政教关系之中的认同模式及其认同单位的建构逻辑,进一步梳理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政治与宗教、公共理性和私人信仰之间的结构性张力。

因此,政教关系中的处理方式之中,既包含有宗教认同方式,同时亦包含了与宗教认同紧密联系的政治认同方式。

换言之,宗教认同及其与宗教认同紧密联系的政治认同,应当是政教关系处理方法的主要基础之一。因为,宗教存在模式所能够表达出来的对于国家政治的认同方式,将给予政教关系以特别重大的影响和制约,甚至于可以说,有什么样的宗教认同方式,就会具有相应的政教关系和政治认同形式。

基于这样一种考量,本文认为,宗教、政教关系间的最高认同或最低认同,均与国家、政治、宗教的认同方式紧密联系,是一种既特殊却普遍的认同方式。正是在此既特殊却普遍的宗教、政治认同方式中,应提出一个将宗教认同、政治认同的资源社会化问题,以直接将宗教认同、政治认同资源予以制度化的边界划定,进而直接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

对此问题,可分两个层面来加以论述:一是从宗教信仰者的角度而言,如何定义一个宗教信仰者,同时亦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政治责任、公民意识和政治认同;其次,则是从宗教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紧密关系来说,如何培养宗教信仰者对于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认同、忠诚及其对于现代公民社会的整体责任感,甚至是建构一种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

为此,本文以政教关系为基础,提出宗教认同、政治认同的关系社会化问题,进而提出“宗教认同社会化”[5]或“政教关系双向认同的社会化”这一概念。它关注的是中国社会各宗教体系的社会化及其社会化路径,以国家与市场领域之外的一个公民身份,来认同各自的宗教、信仰体系,认同每一个信仰者作为一个公民对于政治责任的高度认同。

二、宗教信仰者的政治认同方式

现代社会中的公民“身份”,是公民权利概念的一个焦点。它们可以被理解为一些不同权利的集合,由此构成了现代社会公民权利的核心。

所谓公民身份,即公民“持有权利的权利”,其作为权利之集合,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权利载体享有这些权利,使其成为自主选择的主人。[6]在此前提之下,公民权利可以被理解或想象成为一个社会空间,通过空间的界限划分,根据公民自己的权利要求和成员资格及其在相关领域之中的社会实践,促使人们之间的认同与差异能够制度化,进而避免把某些特殊价值体系的认同方式普遍主义化。

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权是一种制度上包含的社会实践。……因此,公民权是作为政治实践、法律实践和象征实践的结果重新定义的,通过关系矩阵、普遍的成员资格规则、法律制度实施的,而这些制度在与市民社会不同类型的、排他的政治文化才有。”[7]此当为建设当代中国和谐社会中不能舍弃的重大问题。

因此,公民权作为一种身份或者个人的属性,实际上是一个“制定的过程”。

特别是在当代社会公民的认同方式已经趋向多元化的时候,将各种认同方式制度化、认同资源社会化,并视之为一个“制定的过程”,从而能够将由特殊而普遍的宗教认同方式,置于公民社会的整体价值体系之中,使宗教社会化的时代问题沛然而生。

社会学领域之中的社会化概念,自其狭义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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