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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润国: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在现代的革命性变革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36 次 我要收藏

按:本文选自拙著《中国儒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1999年)一书,实际上是其中的最后一节。原来是为1998年10月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现在网上发表,主要是想在圈子里提供一种对儒家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的观点,供讨论参考。

任何社会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当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发上层建筑的革命时,必然要同时伴随思想文化领域的激烈斗争。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为什么是这样的呢?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宗教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因为人的本质不具有真正的现实性。因此,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抚慰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那么近代史上的中国革命是不是也有过一场类似“宗教批判”的斗争呢?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与德国由宗教占据社会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不同,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由儒家学说主导的,所以中国革命的“宗教批判”实际上表现为对儒家学说的批判。

中国是有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史的东方国家。在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也就是文化史家所谓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中国历史开始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的社会大变革时期。伴随着这一历史性巨变,在思想文化上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壮阔局面。没落贵族出身的孔子首倡私学,以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时期逐步形成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教授学生,一度达到“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盛况,从而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学派——儒家学派。

儒家学说的核心是它的政治哲学和道德说教。孔子的思想流传几千年,不断有思想家对其进行弘扬和发挥,长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在近代革命时期,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封建儒学,实际上充当着旧中国“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要,它的具有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唯灵论的荣誉问题,它的狂热,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借以求得慰藉和辩护的总根据。”所以,近代中国的革命家们对它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看起来像是“新儒家”。康有为创立“新公羊学”宣传历史进化论,并以儒家的方式提出中国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大同。梁启超创立“新民说”,用资产阶级观点改造儒家的修养学说,也可以说是提出了一种中国资产阶级的人格理想——新民。谭嗣同创立“新仁学”,把儒家的核心概念“仁”扩展为宇宙本原,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建立一种儒家式的世界观——仁学。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不批判孔子,甚至是继续推崇孔子,但是对孔子之外的其他儒家学者尤其是程、朱等理学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谭嗣同说:几千年的儒学是荀学,是“乡愿”,而历代封建统治者则是大盗,二者互相利用,是旧中国一切罪恶与黑暗的总根源。是不是可以拿改良派与西方的宗教改革家比较?我们看中国的改良派之于儒家与西方的宗教改革家之于基督教确有某种类似之处。但西方的基督教改革家成功了,而中国的儒家改良派失败了。

与康有为等提倡今文经学相反,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是古文经学大师。比康、梁、谭更进一步,章太炎连孔子一起批了,他把孔学批评为比荀学更坏的“国愿”。他指出:“所谓中庸,实无异于乡愿。彼以乡愿为贼而讥之。夫一乡皆称愿心,此犹身没里巷,不求世宦者也。若夫逢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则一国皆称愿人。所谓中庸者,是国愿也,有甚于乡愿者也。孔子讥乡愿而不讥国愿,其湛心利禄,又可知也。”作为经师兼革命家的章太炎,实际上把整个儒家学说全否定了。

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同时也宣告了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意识形态的终结。但是,伴随着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逆流,社会上出现一股尊孔复古的反动思潮。1913年6月20日,袁世凯发布“尊孔祀孔”令。8月15日,“孔教会”代表陈焕章、严复、夏曾佑、梁启超等上书参政两院,要求定孔教为国教。他们声称,中国“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义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依归,此孔子为国教教主之由来也。”“共和国以道德为精神,而中国之道德源本孔子……故中国当仍奉孔子为国教。”

在这种情况下,新文化运动暴发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坚决地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为发展新文化而奔走呼号。陈独秀指出:孔子提倡之道德、垂示之礼教、主张之政治,都是维护封建制度的,其范围不越于少数君王贵族之特权与名誉,却无助于多数国民之幸福。他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在他看来,新道德、新文化及整个新的上层建筑与旧道德、旧文化及旧的上层建筑是不可调和的。李大钊说:“孔子者,数千年之前残骸枯骨也;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历代君主,莫不尊之祀之,奉为先师,崇拜为至上,而孔子云者,遂非复个人之名,而为君主政治之偶像矣。”“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也,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和马克思之批判宗教一样,在李大钊看来,反对孔子的斗争乃是间接地反对以儒教为精神慰籍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思想界又上演了一场著名的“科玄论战”。所谓“科玄论战”,实际上是新文化与旧文化在思想道德建设问题上的一次正面交锋。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又称为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1923年,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和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就科学能否解决人生观问题展开争论。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旗帜,而玄学派却认为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只有儒家思想(其实他们对儒家的理解很偏狭)才是解决中国人人生观问题的基本出路。由于历史潮流之大势所趋,丁文江对“玄学鬼”的批判似乎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无论是胡适的实用主义还是丁文江的科学哲学,都是有其局限性的,而玄学派的观点也未必毫无道理。文化史的进程有它自己内在的逻辑,正像德国(西方)的宗教批判并没有使它脱离基督教传统一样,中国的改良派和革命家也没有使中国脱离儒教或儒学的传统。

“五四”以后,中国的思想界至少出现三种主要的文化思潮:以李大钊、毛泽东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以胡适、丁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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