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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不宜提倡儒教国教化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42 次 我要收藏

在儒教的问题上,蒋庆、康晓光都主张今天要将儒教立为国教。蒋庆和康晓光共同的理论基础或前提是儒教中国论,即中国的本质在文化,在儒教。但我们有很多少数民族同胞,他们信的东西显然不是圣人之教,因此儒教国教化在实践上不适宜的。

主办方最初给我的题目叫做“新儒学与亚洲价值”。我当时不知道这个系列的设立与广州要举办亚运会有关,就说,亚洲价值论是一个马克斯.韦伯(德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公认为现代社会学和公共行政学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著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网易编辑注)论域里的问题,这个论域现在已经过时了,就改成了“大陆新儒学与中国崛起”。

韦伯认为基督新教的一些要素与资本主义的发生有内在关系,儒教、道教甚至天主教不具备这种要素。这种论述的意义是文化与经济发展存在某种相关性,但对这种相关性的把握以及西方中心论的思维现在并不被认可。余英时曾经在这个论域内写作了《近世伦理与商人精神》,试图证明儒教在宋明以来也发生了某种变化,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相匹配的。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和四小龙起来之后,所谓儒教资本主义也就自然成立。再后来,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的一些特点或共性,如政府主导、家族企业等等,受到某种批评,于是亚洲价值论的概念也就被提出,主要是李光耀、马哈蒂尔等等,就直接的表层而言,它有一个与西方政治文化对抗的意义在里面。

我不关心这些问题。我关心中国的发展。这些年来关于我国的整体状况,实际上有两种论述,一个是盛世论,太平盛世,就像是文景、贞观以及康乾那样的盛世一样。经常有一些很朴素的老人出来说,现在是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候——确实,咱们这刚刚过去的150年实在是太悲惨了一点,我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完全是由它培养起来的。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末世论或者是崩溃论、危机论。它们有的是从道德层面立论的,有的是从经济方面立论的,还有的从军事方面立论的。代表性的观点有布朗《谁养活中国》的粮食危机论、李登辉的“七块论”;最近一个叫戴旭的空军上校写了《C型包围》,大意是说中国现在的战略环境十分恶劣,十面埋伏吧。

凡此种种,我觉得都是真实,或者说都有真实的影子在,都存在某种可能性。所以,盛世论加末世论除以二就是我的观点。美国人忽悠G2生造出“中美国”这样的新名词是真实的,但美国人卖武器给台湾藐视甚至侵犯我们的核心利益,我们无可奈何也同样是真实的。关键是未来。未来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真实,取决于现在,取决于我们对现实持一种怎样的态度。古人说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也就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思考、讨论大陆新儒学的问题。

我觉得,作为一个大国,无论国际环境如何,无论周边环境如何,只要我们内部政治清明、社会和谐,就可以肉照吃、酒照喝,翻不了天。而政治清明、社会和谐首先应该理解为一个目标,一个追求的过程。我用中华民族意识的培育和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这样两个具有文化学和政治学内涵的词或词组来表述这样一个过程或者说目标、方向。中华民族的复兴可以有很多的指标衡量,我认为中华民族意识的确立和现代国家形态的建构应该是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我觉得无论从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是从世界的历史、文明的历史的角度看,这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工作。

现代国家形态建构的问题,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他们在1958年的“为中国文化告世界人士书”里面已经表明了立场。现代新儒学之新也就是表现在对民主、科学这个五四以来的现代性的接纳上;这就是所谓的新外王。在今天的思考方式里,很少有人会把科学的问题与属于人文学的儒学勾连起来讨论了。再一个,我认为,民主的问题或者说政治制度的问题,自由主义者有很多的资源,梁启超、张君劢、徐复观他们都表现了对这种资源的重视和吸收。我这里就把重点放在中华民族意识的问题上。

从中华民族意识来说,西藏的“3.15”事件、新疆的“7.5”事件都说明56个民族这56朵花的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还远远不能叫人满意。不仅现实如此,我们的政策似乎也没有表现出去这样整合的意向与战略。中华民族是一个政治概念,是nationality,是一种政治结盟的意识和表现。它固然表现为56朵花,但并不就等于56朵花。准确的说,它本身并不是一朵花,而是一个花篮,是那个将56朵花组合为花簇的基础平台,以及与这个整体或统一性相呼应的政治认同感或政治认同意识。

与56朵花相对应的英文词是族群,ethnic groups;它意味着的是各自的历史、文化,它是个体性的。显然,仅仅把中华民族这个nationality理解为56个ethnic groups的简单相加是太肤浅了。现在,我们有很多的民族政策和法律,似乎主要都是体现在对ethnic groups的重视,而很少是着眼于对nationality的培育。党是它的基础,法律也应该或更应该成为它的基础——一个更为稳定持久的基础。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都是这样通过政治和法律的方式有意识的塑造建构起来的。

56个ethnic groups之间历史文化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简单的说,中国历史文化中存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两大文明体系,它们构成我们历史中基本和最强烈的矛盾和紧张——这种矛盾和紧张实际也是世界史的主题。满清奠定现代中国的行政区域后,内部的整合一直没有很好的进行。

近代史是从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开始的,我们的反帝、反殖一方面启动了中华民族意识成型的进程,但另一方面,孙中山的革命又机会主义地以排满这个所谓民族主义的口号为诉求,极大地削弱了这种中华民族建构的作用。后来的国共内战、全球冷战,都使得这样一个重要的工作没能很好的提上政治家的议事日程。费孝通先生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论,多元被强化,一体却没受到重视,或者说没有表现为法律和文化的设计、规划。现在,我们必须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和目标这样一个视角思考这个问题。顾颉刚先生“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说法,今天有必要给与足够重视。最近我编的《原道》就要出这样一个专题,因为我觉得这样一个问题对儒学来说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会。

先说为什么是一个挑战?

如果说三代制度以殷周之际的制度变迁为高峰和总结,那么,周公制礼作乐最早确立的宗法制,实际是将文化制度政治化。这与摩尔根所谓的政治治理,或者说古希腊社会改革后重新进行的制度安排、法律设计等等实际是存在某种基本的差别的。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乃是坚持周公礼乐文明的精神而反对法家的霸道政治。如果说这里的政与刑基本上是与政治、法律、国家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德与礼则基本上是与文化、伦理、社会等等联系在一起的。这虽然在道德上是正义的,但在现代学术范型或文明类型上、思维习惯里,却是重文化而轻政治、重伦理而轻法律。反对权力对社会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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