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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希孟:从自然神学到关于自然的神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96 次 我要收藏

  一、生态危机的警钟

科学与神学的关系经历过许多个阶段:攻伐、寄生、共存。近年来,二者的对谈似乎是从“领土需要”(territorial imperative)中产生的。伊安.巴伯(Ian Barbour)指出,新正统派(neo-orthodoxy)、存在主义和语言分析至少都同意把宗教和科学看作是完全独立的“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s),只有几乎很少的重合领域(尽管有些地方一致)。这种理论所关心的是方法论问题,而不涉及诸多科学的具体内容。这似乎成为急需要治疗手段。

如果科学和宗教完全是相互独立,则二者的冲突就可以避免。但这样一来,建设性对话和相互补充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人们不能把生活体验为截然分开的两个独立的车厢。把生活体验为整体和相互联系,才能发展出具体的学科,以便研究生活的不同方面。伊安.巴伯说,有充分的《圣经》根据使我们相信,上帝是我们全部生命和自然的主人,而不仅仅是独立的宗教领域的主人。系统阐明一种自然的科学,将会鼓励强烈的环境关切,在今天也是一项关键的任务。(1)

有些人认为,神学内容与科学内容之间的某种整合是可能的。有三种整合方式:在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中,据称,上帝的存在可以从自然的设计的证据中推导出来,而自然的证据是科学使我们认识到的。在自然的神学(theology of nature)中,神学的主要来源存在于科学范围之外,但是科学的理论也可能影响到某些教义、特别是关于创世教义的重新表述。而在系统的综合体系中,不论是科学,还是宗教,都推动了无所不包的形而上学(如过程哲学)的发展。本文试图分别讨论自然神学和自然的神学以及二者的过渡与关系,由此阐发当代神学与自然的密切关联。

自然神学在欧洲神学传统中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在英国,它同设计论论证联系在一起;自然世界的复杂多样性使人推导出其创造主。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神学是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神学,而不求助于启示、《圣经》或类似的权威来源。另一方面,在德国,它是指以社会与历史的现实和结构(如种族与民族)为基础的神学。相反,自然的神学指的是以神学为根据对自然世界的反思。在神学圈子里,从事自然的神学而不是自然神学,在政治上就被认为是正确的。因此,对神圣活动的信仰本身并不被看作是遵从科学知识,尽管对神圣的活动可以根据自然科学中的模式来描绘。当科学家与哲学家通过他们的科学知识寻求意义或奥秘时,自然神学的风格便公开呈现出来。鲍金霍恩(John Polkinghorne)也把自己说成是复兴自然神学。他认为复兴自然神学是在完成下述任务:寻找对正在发生的事件的最深刻的可能的解释,寻找一种对经验世界的最全面的流行的解释。尽管他有时(例如他考察宇宙的可理解性或人类学的巧合时)是从科学出发论证关于上帝的论断,但鲍金霍恩对神圣活动的讨论和对自然邪恶的讨论更符合自然的神学的传统。

自然神学依据宇宙的可理解性及秩序等宇宙的特征来捍卫信仰的真理其合理性。如果说秩序或可理解性是人们强加的,则这一论证就不会流行。自然神学要求达到的结论同样是实在论的:上帝是客观的、超自然的存在。我们的知识可能是不完善的,但是意图却是神学中的实在论。

并非所有赞成科学的与神学的实在论的人都试图从科学来论证神学。其他的人试图把科学的见识同神学信念综合在一个更广泛的架构中,例如,自然的神学便把关于实在的知识(某种形式的科学实在论)同关于上帝的观念(采取神学实在论的形式,并不必然地采取科学实在论的路线)结合一起。这样的一种综合是受欢迎的,因为它提高了神学的声望。如果科学知识和神学主张可以结合在一个单一的体系中,则关于神学与科学二者不一致的观点就会放弃。一种斡旋的、综合的方式有助于向那些按照科学方法认识周围世界的人们传输宗教观点。即使科学知识内容和神学知识内容不能被结合在一起,神学家仍旧对科学实在论感兴趣。

然而,很多迹象表明,对生物学发现的内容重新关注,再度使基督教神学与伦理思想面临难题。新的问题来自微观生物学和宏观生物学以及分子生物学和生态学。在普通人看来,这些发现同对人类的基因控制的可能性,同通常被称为“污染”的环境危机有关。生态学成为一个热门政治性话题,并成为代沟的新标志。它也可能成为制定基督教神学与伦理学的富有成果的新模式。

1970年4月地球日(Earth Day)使基督教神学面临双重挑战:一、制定一种对自然环境负责的伦理学;二、详细阐明一种关于自然的神学。尽管从逻辑上说,前者最终取决于后者,但是,如果不能制定某种伦理学,则人类自身面临存亡续绝的问题,神学家们就没有闲暇从容不迫地进行神学反思。

然而,今天,对宗教与环境科学的重新对话的最有影响的号召力却来自神学界以外。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号召建立“土地伦理”(land ethics)和生态良心(ecological conscience)。他说,除非有哲学和神学的关切,否则,就不会有严肃的环境保护。

要求社会科学全身心地关注自然的价值的最有力的挑战来自米恩斯(Richard Means)的《伦理命令》。他说:“我们对自然的运用和误用,必须脱离单一的经济考虑的背景,并坚定地根据社会与伦理价值领域来考虑。”(2)

我们时代建立自然——伦理(nature-ethic)的最著名的宗教尝试是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的“尊重生命的哲学”。由于认为以前所有伦理的巨大错误在于它们仅仅局限于人类生命,所以,施韦泽要求尊重一切有生命的东西。至今,这仍然是把一切生命都包含在伦理学中的最令人钦佩的尝试。然而,它仍有两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施韦泽自己对野生生命的理解几乎完全是中产阶级欧洲人的理解,在生态学上也是幼稚的;二、他的“尊重生命”的伦理学体现在二元论的生命哲学中,它强调精神与自然、意志与理性的对立,因而导致浪漫主义的和朴素的个人主义。克拉克(Henry Clark)在同情性与批判性研究著作《施韦泽的伦理神秘主义》(波士顿,1962)中建议通过蒂利希(Paul Tillich)和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影响来消除这些缺陷。蒂利希是近代真正赏识自然的少有哲学家之一。然而,对蒂利希的研究者很少有人注意他的思想的这一方面。

二、自然神学

自然神学指的是不依赖于信仰或特殊启示,而仅仅凭借理性与经验来构建关于上帝的教义。这一名称大概始自罗马古文物研究家瓦罗(M.Terentius Varro)。他区分了诗歌神学、公民神学和自然神学。其中,自然神学指的是对于神性的哲学思考。它是哲学家关于自然与实在的解释的一部分。这样看来,自然神学并非与启示神学相对立。但在基督思想史上,二者却尖锐对立。自然神学从一开始就有三个特点:其一,辩证上帝的存在;其二,反对唯物主义,其三,对混沌无序及罪恶进行反思(即神正论)。从自然神学观点看,人们可以宣称,从原则上说,有可能获得拯救所必需的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既然坠落的人类的理性如此败坏,因此,启示仍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宗教改革家们的观点。
人们也可以宣称,尽管理性可以验证神圣存在的存在与仁慈,但仍有某些超自然的真理,从原则上说是理性能力所不能确立的。这是罗马天主教的观点。

在自然神学中,有关上帝存在的证明完全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历史启示(启示神学)或宗教经验(自然的神学)的基础之上。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puinas)的五种证明方法就包含了宇宙论证明的几种形式。有一种证明断言,每一个事件都有原因,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第一因(First Cause)才能避免无穷追溯。另一种证明说,都可能不存在,它依赖于那必然存在的存在。这些问题都属于我们所说的界限问题(boundary questions),因为它们仅仅指世界的存在及其一般特点。目的论证明可能同样是从作为自然的一般特征的秩序性和可能性出发。但是,自然中存在着设计的具体证据也会被引用。这一论证形式常常是从科学发现中得出的。

近代科学的奠基者们常常表现出对自然的和谐的关联的敬意,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杰作。牛顿说,离开了光学技能,眼睛就不可能被设计出来。波义尔(Robert Boyle)赞扬全部自然秩序中仁慈设计的证据。如果说牛顿的世界是一个完善的钟表,那么自然神论的神就是它的设计者。十九世纪早期,佩雷(W.Paley)说,如果你在荒原中发现一块手表,你就可以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它是一个有理智的存在者设计出来的。在人类心目中,许多复杂的零件都和一个有远见的目的联系在一起。这里,同样,你可以得出结论,存在着一个聪明的设计者。佩雷引用许多复杂部件的合作以完成某种单一功能(如眼睛中的视觉)的例证以证明一个聪明的设计者。

休谟(David Hume)早已对目的论证明提出严厉的批评。他看到造成自然中的模式的组织性原则可能就在有机体内部而不是在有机体外部。他认为这一论证至多只是表明一个有限的上帝或许多种的存在,而不能证明唯一神论的全能的创造者。如果世界上存在着邪恶和机能障碍现象,难道也可以把它归因于一个具有不太仁慈的意图的存在者吗?然而,正是达尔文对这一论证给予最严厉的打击,因为他证明适应性可以用偶然的变异和自然选择来解释。一个自动的和非人格的过程可以解释自然中的明显设计,尽管他在后期仍旧承认进化规律本身是聪明的设计的产物。

许多新教徒对这一争执视而不见。他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以启示为基础,而不是以自然为基础的。另外一些人赞成对这一论证加以改进。他们说,设计是很明显的,但是它不在单个有机体的特殊结构中,而是在物质的属性和自然规律中。进化过程藉物质属性和自然规律产生这些有机体。上帝的智慧正是在对整个过程的设计中才能被看到。三十年代,腾南特(F.K.Tennant)主张,自然是相互支持的结构的统一体系,它导致生物有机体,并为人类道德的、美学的和理智的生命准备了条件。(3)对目的论论证的重新表述,在罗马天主教思想中是司空见惯的。传统天主教思想认为自然神学是启示神学真理的准备而加以尊重。(4)

在现代西方,卡尔.巴特(Karl Barth)和布伦纳尔(Emil Brunner)有过激烈争论。巴特拒绝自然神学的概念,而布伦纳尔则捍卫自然神学的观念。这一争论具有政治意味,因为巴特相信,教会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基本争执是:教会难道不应当绝对和唯独信赖耶稣基督身上的启示?巴特的观点构成福音派教会著名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的基础。巴特的“以基督为中心”并没有被改革宗神学家诸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以及蒂利希所接受。蒂利希认为,自然神学系统地阐明关于上帝的基本人类问题,而不是提供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据或证明。神学的任务因而就是证明,这些问题的前提是人类意识到有限性和存在本身;其次是揭示,基督教的象征对这些基本人类问题做出了回答。

对这一问题的上述任何回答都没有被普遍接受。许多年轻的神学家由于受到分析哲学、过程哲学和存在主义的影响,因而试图以新的方式理解这一问题。

英国哲学家斯温伯恩(Richard Swinburne)全面捍卫自然神学。他从讨论科学哲学中的证实理论(confirmation theory)开始。在科学发展中,新的证据并不能使理论变得确实。相反,一种理论起初具有合理性,它之为真的概率会随着证据的增加而增加或减少(贝斯定理)。斯温伯恩认为,上帝的存在起初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具有简单性,根据行为者的动机对世界做出人格的解释。他进一步主张世界中秩序的证据增加了有神论假设的可能性。他也主张科学并不能解释世界上的有意识的存在。为了解释意识的起源,就需要“物理规律之纲以外的某个东西”。最后,宗教经验提供了另外的重要证据。斯温伯恩得出结论:“从我们的全部证据看,有神论更为可能。”(5)

最新的设计论论证文本是宇宙论中人类学原则(Anthropic principle)。天体物理学家发现,如果早期宇宙中某些物理常量和其他条件同它们曾经有过的数值稍有不同的话,则宇宙中的生命便不可能出现。宇宙似乎被安排得正好适合于生命的可能性。例如,霍金(Stephen Hawking)说:“如果在大爆炸之后一秒钟内膨胀的速度小到1/20,则在其达到现在的规模以前,宇宙便可能再次坍塌。”(6)戴森(Freeman Dyson)由此得出结论:“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这些偶然事件的存在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宇宙是一个意外的适合于有生命的生物安家的宜人之地。作为一个受过二十世纪而不是十九世纪思想和语言习惯熏陶的科学家,我不认为宇宙建筑证明了上帝的存在。我只是宣布宇宙建筑同下述假说是一致的:心智在其运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7)

巴娄(John Barrow)和梯普勒(Frank Tipler)提出许多例证,根据这些例证,早期宇宙中的多种力量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8)哲学家莱斯列(John Lesile)把人类学原则当作设计论论证来捍卫。但是他指出,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应当是许多个世界的假定——或者是在一个振动的宇宙的相继循环中,或者走在同时并存的独立领域中。这些世界彼此可能不同,而我们正好生活在一个包含着有利于生命出现的可变因素的世界之内。(9)此外,这些显然任意的条件中的某些条件之所以必然,是因为存在着物理学家正在制定的更基本的统一理论。

伯明翰主教蒙特弗洛尔(Hugh Montefiore)宣称,宇宙中存在着许多设计的例证,包括人类学原则和进化的方向性。其他例子如拉夫洛克(J.Lovelock)的“盖亚假设”和谢尔德雷克(R.Sheldrake)的“形态发生场”(morphogenetic fields),在科学共同体中尚有很大争议。蒙特弗洛尔并不声称这些论证证明了上帝的存在,他仅仅声明,后者比其他解释更为可能。(10)

关于这些论证的有效性的争论仍在继续。在一个宗教多元化世界里,自然神学仍具有极大吸引力,因为它从科学资料开始。我们可以以科学资料为根据期待文化与宗教的一致性而不是差异性。这些论证可以克服阻碍信仰的障碍,因它证明设计者的观念像其他的解释假说一样合理。但是,即使接受这些论证,它们也不会导致一个《圣经》的人格化的上帝。正像休谟提出的那样,它们只能导致一个远离世界的智慧的设计者。此外,很少有人实际上是从
这些论证中达到他们的宗教信仰的。自然神学可以表明,上帝的存在是合理的假设,但这一推理过程与宗教共同体的实际生活相差太远太远。更重要的是,自然神学同现代科学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甚远。

三、科学与通向上帝之途

把神学和自然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胎源往古。早在基督教时代最初六个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与科学家就把通向上帝之途与通向科学之途、把对被造物的科学认识与对上帝的神学认识结合在一起思考。公元前一世纪,有些科学家就满足于通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派的先验的(a priori)抽象理论形式来认识世界。他们公开探讨实证问题或制定“思想实验”(thought experiments)以便揭示他们研究的实在的性质。这些自然科学家受到新学园派(New Academy)的攻击,被他们称为教条神学(dogmatics)。他们认为科学是严格符合自然的行为,其目的是揭示所讨论的任何实在的实际性质。这被叫做“教条式科学”(dogmatic science)。

在教条的科学中,科学思想忠实地服从于某种事物的本来面目的约束。它要求人类精神同那个实在一致,因为实在逐渐向我们显示出来,决定着我们如何真正地思考它,如何表达我们对它的理解。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与实在是同义词。只要在对象的特定性质及其产生的知识的制约下制定出合适的推理样式,这种严格的科学的探究方法就可以运用于任何科学知识领域。在亚历山大城,有关对上帝的性质和活动的科学的神学探讨就这样被古代教会伟大神学家发展起来。神学家们和科学家们相互影响;通过上帝的自我启示来认识上帝,影响到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神学科学对创世的认识也影响到自然科学对上帝的认识。

正是在亚历山大城,神学与科学传统开始合流。神学与科学从概念上、认识论上和语言学上相互作用。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道成肉身和创造的教义上,集中到被造的时间与空间秩序中的道成肉身的教义上,所以,在知识的基础和宇宙论世界观方面便发生了急剧变化:神学与科学开始被放在同一个单一空间与时间的世界中进行研究。因此人们应当注意整个被造秩序,因为它来自上帝,并被上帝之道所维持。六世纪亚历山大城的神学家与科学家菲洛诺(John Philoponos)认为关于上帝的知识和关于宇宙的知识相辅相成。全部近代经验理论科学都把这一点作为终极基础。正是由于这一点,托伦斯(Thomas F.Torrance)认为,可以有保留地说,通往上帝的途径与通往科学的途径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认识上帝与认识科学是一致的;科学是通向上帝的途径。

菲洛普诺提出了革命性的自然科学概念,反过来又助长了关于道成肉身的神学。菲洛普诺对有关神圣真理神学的理解使他对世界的偶然性质及其合理秩序有了更现实的认识;同时,他的物理科学的动态特征也影响到他的神学的动态特征,深化了他对认识论基础和视角的了解。他从未想到从世界推演出创造主,因为那将假定二者之间有一种逻辑上的联系。不!他认为世界是上帝出于自由而创造的,并赋有不同于上帝超验理性的偶然的理性形式,因而超越自身指向创造主。这就是说,他的基督教神学使他接近科学,他的科学又使他接近上帝。对他来说,上帝的非受造之光与世界的受造之光的神学划分十分重要。

偶然性(contingence)的概念(偶然的实在、偶然的秩序)是极其重要的概念。我们的全部近代科学,特别是从麦克斯(Clerk Maxwell)和爱因斯坦以来的近代科学都以此为基础。正是被基督教神学推向极端的《圣经》“从无中创造” (Creatio ex nihilo)的概念使经验科学在理性上成为可能并导致它的早期诞生。偶然性是指,由质料和形式组成的整个宇宙是上帝的自由创造并被赋予它自身特有的理性;这理性根本不同于上帝的超验理性,但却依赖于或附属于后者。

偶然性指的是理性秩序的肯定方面,它并非自我解释(self-explicable),而是超出自身指向秩序的超验基础,以其作为一切既存事物的终极理由。偶然性不是自然科学可以解决和解释的。然而,我们全部的自然科学及其试图制定的自然规律,本质上都同宇宙的偶然性质及其理性的偶然形式有关。这意味着,自然科学不能解释自身,因而没有办法从科学探讨的世界的偶然性质或理性来推论上帝,因为这将设定世界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我们不能说,自然科学及其所探索和试图认识的自然世界实际上可以提供通向上帝的途径。然而,托伦斯认为,因为世界的理性秩序是偶然的,就其本性而言,它公开超越自己,默默无言地迫切需要一个创造主。自然科学还不是接近上帝的途径;它只是打开了通往超越自身去认识上帝的途径的门户。由于具有偶然的理性秩序,所以,自然科学在制定自然秩序时,超出存在与非存在的界限,超出自身,默默无言地指向某种形式的“规律外的规律”(law beyond law),指向一种终极的“为什么”(why)的问题或规律的超验的理由(transcendent reason)。由于具有偶然的性质,所以,离开同上帝的关系,世界最终便不可理解。

科学本身不可能认识自然的秘密的终极核心——除非以超验性为基础,否则,就不可能找到自然规律的终极理由。换句话说,秩序的概念不能被科学所证明。对秩序的信念是科学的,从而也是一切理性思想的必要前提。那么,如何理解所谓“自然神学”呢?为了科学地回答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到两点:一、应当认真考虑早期基督时代科学家和神学家提出的教条式科学的性质;二、应当考察我们时代广义相对论对认识论的意义。

在严格的科学中,我们对任何领域的探究都允许领域的性质和对象的性质决定我们如何认识它,如何思考它,如何制定关于它的知识。如何验证这一知识,这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神学。在每一种科学中,人们都制定了符合对象的特殊性质的推理样式。符合无生命的实在的推理样式不同于认识动物的推理样式,也不同于认识人的推理样式。这是从非人格的推理样式到人格的推理样式的转变。我们不能把人当作客体来控制,但是,当我们转而探究对上帝并试图按照他的本性(Nature)来认识他时,人们就能以同样方式把他客体化。对作为我们认识对象的上帝,我们的认识关系面便发生了认识论的颠倒:在按照上帝的终极神圣性质来认识上帝时,托伦斯认为,我们只能通过他的自我启示和恩典来认识他,因而只能在崇拜、祈祷、崇敬中对上帝神圣的主动性亲自、谦卑而顺从地做出应答,使他自己作为创造主和救主被我们认识。上帝如何被认识,是由他实际上如何被认识来决定的,即通过他的自我启示。这里,人类推理的样式发生了很大调整,以便适应上帝的超验性质的强制性要求。这就是科学神学或教条式科学所涉及的:严格按照上帝的本性及其真理或实在来认识上帝。在严格意义上,这就是自然神学,是符合上帝的本性的神学。

今天,广义相对论拒斥二元论,并发现在自然和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的各个层次上,经验与理智互相联系,因而上述认识方法被大大加强,这对传统自然神学影响很大。爱因斯坦以相对论为根据拒绝牛顿的绝对数学化空间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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