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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平晔: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透视(节录)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04 次 我要收藏

人们之所以皈依宗教、尤其是基督新教成为一些人的首选,与中国信徒的结构、基层民众的信仰特征及基督新教自身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关系。

当前中国信仰的群体主要在农村。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几乎是各教信仰群众的共同特点。中国传统文化的世俗性、入世性和人文主义色彩,使得基层民众的信仰具有十分浓重的功利主义色彩,从而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中国民众信仰的动机多是基于基本的生存需求,大都为今生现实的困惑所驱动,极少基于对来世的思考或追寻,更少能达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次。基层民众很少为困扰西方人士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这样的问题所迷惑,更少把这样的问题作为信仰的契机。中国民众对于基督新教的选择绝大多数不是理性思考的结果。

当听到基督新教可以治病免灾,可以带来平安,可以让孩子学好,信徒乐于互相帮助时,相当多的佛、道、民间信仰的信徒走入基督新教的殿堂。他们以中国式的、最本土的、崇拜民间信仰或信佛、信道的方式,来信仰西方的基督新教。

此外,基督新教是我国五大宗教中唯一一个随着近代社会的出现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宗教。虽然它与天主教同根,但天主教繁琐的礼仪、深奥的教义、严格的戒律、森严的等级,成为中国人选择信仰的极大障碍。基督教经过马丁.路德、加尔文、慈温利等宗教界人士发起的宗教改革,一洗中世纪天主教的沉闷,从神学、教义、礼仪、戒律等方面,都进行了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使基督新教具有了新的活力和动力。基督新教否认以罗马教皇为首的教士阶层对社会和信众的统治,把获救的权威交到信徒的手中,使得人们在信仰选择和世俗事务上都获得更大的自由。基督新教不同于天主教繁琐的礼仪和奢侈的崇拜方式,主张朴素的教堂和简朴的仪式,使得基督新教具有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多的随意性,具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教会的民主管理体制,也使其进一步适应了社会进步的需要。尤其是新教一反中世纪天主教对人生和现世的否定,面向社会,面向生活,肯定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鼓励信徒积极投身社会的创造工作。正是由于基督新教能够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而进行自身的改革,才使新教不仅在16世纪以后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北美开发者的精神动力,而且成为世界上拓展最快的一种宗教。

改革开放以后,当紧闭的国门打开,人们首先强烈感受到的是封闭多年的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感受到西方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科技水平以及我国在科技教育方面的落后和物质方面的贫穷。强烈的反差和民族自尊心曾激励着中国的有志之士去了解西方,研究其发展之路,目的在于对西方文化物质的、表层的东西的把握和认识中,发掘其文化的动力、核心和精髓。人们注意到基督新教,感受到它在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对于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巨大贡献,感受到它渗入西方世界、无处不在的影响力。无庸讳言,要了解西方世界,了解西方人民,了解西方的发展路向,就必须了解和认识基督新教。基督新教是不能简单地用我们以前的概念“帝国主义文化侵略工具”或“迷信”一言以蔽之。解放后基督新教的三自爱国运动使基督新教成为中国广大基督徒自办的事业,消除了人们信仰基督新教的政治顾虑。有些人,特别是研究基督新教或者在西方国家学习多年的人,从基督新教中发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认为中国要走向世界,就应对此精神有所回应。这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现一定程度上的“基督教热”的文化背景。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50年代扫除封建迷信时连带对于佛、道教一定程度的冲击,佛、道教寺庙、宫观的减少,也为基督新教的发展腾空了地盘。基督新教成为当前我国信徒人数增长最快的一种宗教。

基督新教的随意性、入世性、简朴性和灵活性,较好地适应了我国的文化土壤,适应中国民众信仰的随意性和功利性,以至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早已中国化了的佛教,以及已有上千年传教史的天主教都难以与之抗衡。当中国大多数老百姓把宗教迷信化、仪式化,当作一种精神快餐时,他们并不多想,宗教并非不讲理性。反之,各宗教都是建立在人类情感需求之上的人类理性思维的产物。在当今世界广为传播的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成熟而成熟,随着人类理性的发展而发展的。其经典充满哲理,是人类文化、人类理性思考的结晶。文化革命以后各宗教在我国呈热势,尤其是基层百姓趋之若鹜,吸引他们的主要不是宗教学说中充满哲理的理性主义内涵,不是它的神学教义和哲学思考,各宗教中非理性的神秘主义及拨动人心的情感色彩,是吸引我国基层民众皈依的重要原因。

基督新教在中国不同层次的民众中存在和发展的形态是十分不同的。城市里知识分子中信仰方式、形态和内容,与遍布城乡的基层民众相去甚远。近些年,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出现在基督新教的追随者队伍中,虽然人数极少,但却引人注目。这批拜倒在基督新教的祭台前的社会精英,或者是留学海外的归国者,或者是外企的白领阶层,或者是大学的教师、学子,也有流散在社会上的自由职业者。他们信教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他们的信仰特征却十分相象。

他们倾心于基督新教的动机更多的是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有的出于对西方文明探索的学说兴趣,有的出于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求,有的出于寻求心灵的慰藉,有的出于对自己原有信念的怀疑,有的受自己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有生活中遇到挫折或对现实的不理解。不论其原因如何,都是带着人生的困惑和问题,力图从基督新教中寻求答案。

他们对于信仰的选择,是理性思考的结果,较少随意性、盲目性和功利性,他们的信仰更内在、更深沉,不易被他人的说教所影响,也不易随外在的变化而改变。

他们信仰方式更为个体。对于他们来说,信仰不仅是私事,更是个人心灵的事,是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是靠自力可以完成的。他们与当地教会组织少有来往,对于教堂和牧师没有很大热忱。在他们看来,现存的充斥着“三多”的外在教会所提供的,不是他们所追求的;教堂中所宣讲的难于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更愿意与气味相投者同祷,形成在在分离的信仰群体。

这批人中,信仰形态的两极分化也相当突出。他们中那些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的人,虽然把基督新教作为信仰来接受,但并不严格信守基督新教传统的礼仪或戒律,对于礼拜、圣礼、查经、祷告等外在的宗教仪式和宗教活动并不投以过多的精力。他们以儒家的务实和道家的洒脱信仰基督新教,不拘形式、不囿教条,却又孜孜于心。这批人的信仰较为现代、开放、自由,他们易于与宗教研究的学术界及其他信仰者对话和交流,往往是国际基督新教学术交流的中坚和骨干,是现代神学思潮的积极追随者和探索者。

一些对中国传统文化不甚了了者,虽然他们可能有相当的专业知识,甚至高深的科学造诣,但由于人文功
底较浅,涉足人文领域时往往力不从心。他们的信仰较为传统、封闭、保守,拘泥于经典或教条,看重外在的崇拜形式。他们并不过多关注基督新教的学术研究成果,难于与国际现代神学思潮接轨。其信仰的基要化和保守性,妨碍了他们与学术界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对话和沟通。

知识分子基督徒近年人数虽然日益增加,但与全国基督徒人数整体相比依然微不足道。由于与中国教会相对隔绝,所以,一方面受中国教会的动向影响较小,另一方面也难以影响中国教会的发展。

随着我国近年经济结构的多样化,意识形态领域也日呈多样化。马克思主义是我国主导意识形态,儒学是我国深层次文化背景,基督新教是我国近年发展最为迅速的宗教信仰。三者跨越时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不可避免地相遇在我国,共同架构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三者具有天壤之别,然而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经过历史的磨合,通常能和睦共处,并已逐渐形成互补共存的形态。尽管如此,三者毕竟不同,冲突时有发生,有时甚至很激烈。我国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识形态的多元化显然是今后我国上层建筑的一个显著特点并将长期存在。三者并存的状态今后将会发展成怎样的态势?会不会隐含着新的、不断的冲突?尤其是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督新教会不会对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显学的儒学,以及我国当今主导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形成挑战,从而引发新一轮因观念的冲突而导致的政治斗争?这些不能不受关注。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党我国的指导思想,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引导中国走向富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历史也是如此证明。然而,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是充满活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自传入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致力于使之与我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并形成指导我国革命和建设走向成功的毛泽东思想及邓小平理论,我党近年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更加具有生命力,深入人心,并能够与其他具有不同文化内涵的意识形态同处共存。尤其是我党提出的“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将信仰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与政治态度、政治问题相分离,使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真正得到贯彻落实,从而使信仰差异及意识形态的分歧不再成为政治问题,使宗教信仰者或持有其他人生哲理者既保持其信仰又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成为可能,从而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管其信仰或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如何,只要热爱祖国,致力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没,便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平共处的理论基础。

儒学是人类历史上的主流文化传统之一。儒学并非自始就充满迂腐之气,原本是很有生机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将发韧于几千年前的历史延续至今,儒学的凝聚力和创造性功不可没。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平等和谐的多元信仰体系,辅佐着中国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延续了数千年,形成人类史上罕见的文化现象。此外,儒学的影响力不囿于中国,它曾塑造着东亚地区的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形成“儒文化圈”这一独特的风景线。在21世纪的今天,儒学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力,也必须与时俱进,改变原有的表现形态,解决在现代社会中文化价值系统的重建问题。儒学的生命力、儒学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未来,在于它能否走向现代化,能否与时代合拍,能否回应社会变迁引发的诸种问题。儒学中有许多待发掘的资源,应当是可以回应现代化的冲击。儒学重人此生的价值和意义,这对于迷失在金钱和物质追求中的人们来说,应当是有警醒作用。在当前我国经济起飞、个人潜力充分发挥的同时,由于过于强调现实的成功和个人奋斗精神,导致个人主义泛滥、集体主义失落、奉献精神缺乏。我们在提倡无私奉献、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理想和高尚道德品质的同时,儒学以整体为本位的伦理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对于树立良好社会风气是有价值的。此外,儒学对普遍和谐的追求,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生生和谐”的价值取向,也一定程度上缓冲了激烈的社会竞争引发的诸种社会心理问题。儒学在伦理和价值体系上可以起到对马克思主义的辅佐作用并与之共存不悖。在世界日益一体化的今天,儒学日益被厌倦了西方文明的学者所关注,希望能从中找到拯治西方文明弊端的药方。儒学应当并且能够对中国及世界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基督新教在非基督教文化的国度存在和发展,一是必须与当地文化相结合,得到广大人民的心里认同;二是必须具有与时俱进的精神,与时代发展相呼应。

基督新教虽然塑造了西方近代文明,并在当代中国取得长足进展,但它毕竟是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没有很深的根基。基督新教要在中国存在和发展,不仅要解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而且要解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并且还面对着与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及民间信仰的共处问题。剔除有神与无神观念的对立,基督新教与马克思主义并非必然对立和冲突。尤其是在伦理观、价值观上,两者之间的同更大于异。近代以来基督新教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更多的是政治层面上的问题。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借助基督新教殖民中国,更在政治对立中又增加了民族因素。基督新教要想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宗教信仰和平共处,从国家方面说,应当遵守政教分离的原则,全面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基督新教方面说,应当坚持不懈地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基督新教20世纪50年代的三自爱国运动虽然解决了主权问题,解决了办教方向问题,使基督新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与中国文化相认同成为可能,但真正从深层次去解决殖民化问题及与中国文化融合的问题,达到像佛教、道教那样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需要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经历从组织形式、崇拜礼仪到神学思想的深刻变革。

基督新教当前在中国的发展较为令人担忧的是它的保守性、封闭性和排他性。基督新教人数虽然不断增长,但大多数信仰者追随基督新教并非理性选择的结果,信奉的仍然是几十年前殖民主义时代传进来的极度保守的观念,恪守的基本信条仍然是功利或基要层面的内容,这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被主流教派所摈弃。近年来,尽管我国加大教育力度,但文化教育在农村远未普及,我国广大信徒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信仰基础普遍较差,信仰中对理性思维的轻视和过度的情感化倾向,是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尤其不能适应我国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进程,极易导致思想上的封闭及信仰上的保守,导致盲从、狂热、偏执甚至暴力,从而引发与社会、与其他信仰的冲突。尤其是当某些“信仰”活动背离自身的教义和教理,出现以基督新教为名的邪教和非法活动的现象时,不仅极大地损害了基督新教自身的形象,而且将会造成对社会、对人民的极大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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