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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四龙: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与反批判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31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批判像天台宗、华严宗、禅宗这些传统的中国佛教宗派,是20世纪中国佛教史的重要脉络,形成所谓的“反传统倾向”。本文用“批判佛教”一词涵括20世纪中国佛教重反省求改革的特征,但是,批判佛教过于强调印度佛教的“原意”,抛离了中国佛教的历史语境。有鉴于此,本文在大乘佛教三系说、中国佛教史三期说的基础上,提出“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和“史学的整体性尺度”,旨在说明中国佛教不应该死守印度佛教的文献传统,而是应该进行独立的思考。中国佛教宗派通常是在某些问题上有着特别的理论嗜好和义学阐释,因此,我们既要从佛教的根本大义出发,分析它们与印度佛教之间一脉相承的东西,又要从中国的历史社会背景出发,揭示这些宗派兴起的理论根源和历史动力。

关键词:批判佛教、大乘三系说、中国佛教史三期说、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史学的整体性尺度

20世纪的中国佛教,可以说是在不断的反省中渡过的。高僧大德、佛教学者,始于对宋元以降佛学传统的检讨反省,继而对中国佛教屡屡发出严厉的批评,借印度佛教的正统来贬抑中国佛教的传统。譬如,支那内学院的欧阳竟无说:“自天台、贤首等宗兴盛而后,佛法之光愈晦。”[1]日本学者甚至提出“批判佛教”一词,加强了对中国佛教传统的批评力度。

站在新世纪的入口处,我们也要对这股批判之风作出某种反省:一、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改变佛教的根本大义?二、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有没有特定的历史语境?通过对“大乘佛教三系说”和“中国佛教史三期说”的诠释分析,本文提出“哲学的非整体性尺度”和“史学的整体性尺度”,试图重新估价中国的传统佛教。

一、“批判佛教”的焦点

从南北朝末年开始,约在6—8世纪二百年间,中国的佛教形成了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宗派。一般认为,中国佛教有八个宗派,即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和密宗。这些宗派的出现,使佛教从一种外来宗教变为民族宗教,从印度佛教变为中国佛教,乃至于现代的许多中国人不知道佛教原来属于外国文化。从宗教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无疑是成功的。但在20世纪的批判佛教看来,中国佛教的成功,正好暗示了印度佛学在中国的失落。这种局面,被台湾佛教学者蓝吉富称为“现代中国佛教的反传统倾向”。[2]

欧阳竟无(1871-1943年)和太虚(1889-1947年),在中国近代佛教史上堪称“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分别领导了支那内学院和武昌佛学院,培育了大批佛学研究的专门人材。有感于中国佛教当时的种种积弊,他们致力于佛法的改革与振兴,寻求一种能够适应时代、契合众生机缘的新佛教。欧阳竟无认为,佛法的复兴,必须要通过唐宋以后逐渐失传的法相唯识学,回归印度佛学的正统;太虚认为,佛法衰微的原因,是长期以来重消灾超度的鬼神化倾向,因此他要建立不重鬼神而重人乘的 “人生佛教”。[3]

支那内学院包括吕、王恩洋等人在内,他们认为,真常唯心系的经论如《大乘起信论》,都属于“伪说”,印度的大乘佛教只有“中观”和“瑜伽”两个系统,其中只有瑜伽大乘即唯识法相学才能体现佛法的中道,属于“非有非空”的第三时圆满究竟法。欧阳竟无在《唯识抉择谈》里,列举五蔽来批判中国的传统佛教;吕进一步指出,天台宗等中国佛教,实质上奠基于对印度佛教的误读,强调中国佛学的根基在中国[4],把“心性本净”、“心性本觉”作为印度佛学与中国佛学的分野,指斥中国的传统佛教不符合印度佛法的原意。

和支那内学院这种激进态度相映成趣的是,武昌佛学院太虚、印顺等人的温和态度。太虚主张回溯原典,托古改制,对传统的八个佛教宗派作出新的判释,把它们归纳为大乘佛教的“三系”或“三宗”,即“空慧宗、唯识宗、真如宗”,提倡中国佛教的八宗平等,主张大乘佛教的三宗共扬。他说:“唯识等大乘八宗,则均以实相法界——即诸法唯心为根本,及妙觉佛果——即无上菩提为究竟。以此根本义故,究竟义故,同一大乘平等。而就其集理起行之特点,以明其教理所趋重所崇尚之宗主,则昔于佛法总抉择谈中,尝大别为三宗。”[5]太虚用“空慧宗”诠释三论宗,“唯识宗”诠释唯识宗、律宗,“真如宗”诠释禅宗、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认为天台、华严、禅等诸宗都是佛陀的圆觉教法,而法性空慧和法相唯识只是圆觉大乘佛法的分流。欧阳竟无提出要由唯识学转变到唯智学,但在太虚法师看来,所谓“唯智”即是他所说的“真如宗”。[6]印顺法师的思想是接着太虚发展而来的,他提出了“性空唯名”、“虚妄唯识”和“真常唯心”三系说,不同的是,印顺认为在大乘三系里,唯有“性空唯名”一系真正把握了佛教的精神,其他二系特别是真常唯心系,已经不是佛教原意,夹杂了梵我外道思想。因此,像天台、华严等这些受到唯心思想影响的传统宗派,算不上是究竟之法,他主张回归坚持般若中观学的三论宗。也就是说,代表中国传统佛教主流的太虚一系,最终也对最具中国特色的几个宗派持有温和的批判态度。

现代中国佛教的批判反省态度,在日本学界也有明显的表露。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位日本佛教学者,驹泽大学松本史朗和衤夸谷宪昭,引发了所谓“批判佛教”的争论。这场讨论反响热烈,1993年“美国宗教学会”年会专门为此安排了专组讨论。这两位日本学者认为,“本觉”、“如来藏”思想不属于真正的佛教,甚至把汉传佛教思想称为“伪佛教”。这种“伪佛教 ”,在社会实践上维护现状,保守反动,与他们所认为的“真佛教”背道而驰。受西方批判哲学的思想影响,他们认为,佛教本应是一种批判哲学,真正的佛教应该是有社会关怀的“批判佛教”。[7]我们在这里应当指出,日本学者所谓“批判佛教”的“批判”,与本文所说的“批判”含义不尽相同,前者指佛教应该有社会批判的功能,而不是一味地投合妥协,后者指对传统佛教的反省与检讨。但是,“批判佛教”是在对传统佛教的批判基础上提出的,这种提法加强了我们对20世纪中国佛教的反省意识的认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用“批判佛教”一词涵括20世纪中国佛教重反省求改革的特征。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这场争论的焦点是辨别佛教的真伪,重新认识中国佛教的正统地位,特别是检讨真常唯心思想的正当性。从南北朝末年开始,中国的佛教宗派,一方面通过判教,把自己的教义界定为最圆满的佛法,一方面通过编造传法谱系,论证自己在历史传承上的正统地位。但是,到了近现代,学术昌明,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学者根据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否定了这些传法谱系的真实性,对于大乘佛教经典的成立史提出了有力的质疑,认为这些宗派所依的汉译经典有些属于误读误译,有些甚至是中国人的伪作,特别是那些宣扬真常唯心思想的经论,譬如《大乘起信论》、十卷本《楞伽经》等。

真常唯心一系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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