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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言生: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生态观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99 次 我要收藏

和谐世界是当前国际社会致力达成的目标,也是中国宗教界特别是佛教界致力达成的目标。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对内在心灵的改善,是建构和谐世界的两个重要内容。对外部环境的改善,关涉到上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显学——深层生态学;对内在心灵的改善,关涉到中国佛学的根本思想。

一、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与深层生态学的产生

西方文明传统是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相信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只是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人类优越于自然万物,与其他生物无伦理关系。人类中心主义观念被认为是生态危机的根源,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西方人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早在20世纪30年代,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开始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哲学提出了批评,指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哲学传统为统治自然的技术决定论思想铺平了道路。他看到了这种技术决定论对现代世界存在的巨大危险,发出了“拯救地球”的呼吁,因而被看成是现代生态伦理学的思想先驱。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状况的出现,“人类中心主义”越来越多地被人们质疑,被当今西方社会看成一种有缺陷的伦理,必须加以深刻反省,以非人类中心主义取而代之。思想家们提出了“生命中心伦理”、“生态中心伦理”,以取代人类中心主义的位置,为解决现实环境问题的迫切需要而进行哲学思辩所产生的深层生态学遂应运而生。

“生态”指生物与其环境的关系,生态观是人们对生态问题的看法、观念。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生态学”一词,意谓“研究环境中的生命体”的科学。20世纪20年代,生态学发展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及至中叶,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恶化的环境对人类生存构成了愈来愈严重的威胁,生态学被赋予指导人类善待环境、维护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显学。生态哲学、生态现象学、生态伦理学、生态建筑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美学、灵性生态学、社会生态学等思潮风起云涌,乃至于这一时代开始被称为生态学时代。在这些思潮中,以“深层生态学”影响最巨。

深层生态学的始祖是李奥波(Aldo Leopold,1887-1948),他的经典之作《沙乡年鉴》被美国人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自然主义经典作品,被生态学界奉为“绿色圣经”。出于对大自然的观察和热爱,李奥波构思出迥异于传统西方思想的大自然哲理,《沙乡年鉴》中的《大地伦理篇》是表达其思想的佳作。李奥波将伦理关系分成三个层次,并创造性地使用“社区”一词:原始伦理是调节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后来发展为调节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者的伦理范围只限于“人类社区”,只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人类对环境的认识,应当出现第三层伦理,即大地伦理。大地伦理将“社区”扩展为包含无情世界的草木、山水、动物等的“生物社区”。在这个社区内,人与自然界和谐共存,其中的每一件事物,与任何其他事物均有关联和依赖性(即华严宗所说的相即相入),组成了一个有情与无情世界交融共舞的生命共同体。“一种最终极的民主已经实现,它把所有植物和动物都视同人类。”

深层生态学认为不仅需要改善人类与环境的关系,也需要改变人类自身的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深层生态学追求一种“人处于自然之中”(humans-in-nature)而非在其上的新形上学,把人置于跟其它生存物平等的层次。深层生态学拒斥将工业社会作为发展的典范,拥护生态中心伦理,主张人是依赖着生态界来存活,所以不该像主人对待奴隶一般剥削它。

深层生态学是因应现代环境危机而发展的哲学运动,它首先致力于改变被视为破坏生态罪魁祸首的“主宰性世界观”,要消除“人本主义的自大”,再建立一个整体性的生态和谐的生态哲学,而此哲学的思想基础是“自我实现”和“万物平等”。自我实现指超越小我以实现整体性的大我。奈斯认为,“自我觉悟”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化的“自我”(self),再由“自我”到形上的“大我”(self)。当一个人体悟了“生态大我”之后,生态系统中的所有东西,都是“大我”的一部分。

深层生态学强调“万物平等”、“生态中心主义的平等”、“生物圈平等”,超越了以往仅仅把自然物、非人类的生命体看作“工具”或“资源”的狭隘认识,肯定“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都有生存与发展的平等权利,它们在生态系统中具有平等的地位,是对西方固有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的挑战。比尔.迪伏和乔治.塞逊斯指出:“几千年以来,西方文化变得日益迷恋于‘控制’的观念:以人类控制非人类的自然界,以男性控制女性,以富裕和权力控制贫穷,以西方文化控制非西方文化。深层生态学允许我们去审视这些错误和危险的幻想。”从“自我实现”和“万物平等”思想基础出发,奈斯归结出深层生态学基本原则,强调地球生生不息的生命,包含人类及其它生物,都有其自身的价值,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

二、深层生态学向东方佛教的转向

深层生态学不只讲求物质环境的改善,更讲求精神层面的内省。在深层生态学的兴起与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一个受东方思想熏陶的历史过程,而发掘并引入东方文明的精神资源,向佛教思想的转向,更是深层生态学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叔本华、史怀泽、赫胥黎、汤因比、池田大作、卡普拉、罗尔斯顿等许多思想家和生态哲学家都强调了古代东方生态智慧的重要意义。哈佛大学出版社近年来连续出版了多部著作,深入探讨东方思想对当今生态文化思潮的巨大价值,如《佛教思想与生态学》(1997)、《儒家与生态》(1998)、《道家思想与生态学》(2001)。西方学者认为生态困境的根源出自于人类中心主义,其解决之道就是要建立一个全新的世界观、自然观、价值观,于是他们纷纷向东方宗教尤其是佛教寻求答案。

与西方文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东方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圆融一体、胎息相通、共生共荣的。西方环境运动思想家纳什(Nash)对东方宗教、哲学赞誉有加。他说:“这些信仰(东方诸宗教)的核心是对传统基督教一向所不能免除的二元论与人类中心主义的排斥。东方宗教认为自然的各个部份终究是融为一体的。由于宣称个人的我是浸淫在一个更大的有机体中,东方宗教为环境伦理开出一条智性的康庄大道。古代的东方思想与生态学的说法是不谋而合的。”(Nash,1989)

西方人对东方佛教的了解,主要得益于禅学大师铃木大拙(1870-1966)。20世纪初,铃木大拙从日本来到美国,传播佛教思想。铃木大拙在其著作中试图打破西方二元的世界观,主张我们内在的生命融入自然并同它合而为一,自然不是我们要去征服的对象。受此影响,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反西方社会文化、贬抑基督教而崇尚东方宗教思想的风潮,美国诗人史耐德将东方宗教哲学思想和西方的生态学做了完美的结合;艾伦.瓦兹深受铃木的影响,认为自然界(包括人类本身)是一个整体,其著作《自然、男人与女人》主张一种全面发展的道德意识必须涵盖自然中的所有存在物,佛教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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