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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今源:评杜文秀维护民族团结的历史作用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665 次 我要收藏

1856-1873年,云南回族人民联合其他兄弟民族,掀起了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对清王朝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这场斗争,作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载入了中国近代史的史册。同样,这场轰轰烈烈大革命的主要领导人杜文秀,在领导滇西各族人民反抗清朝残暴统治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在协和有着不同宗教信仰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关系方面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他的这些贡献和作用,也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本文拟从分析杜文秀的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入手,对他在维护中华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作用给予一定的评价,以就教于各地专家和读者。

清王朝在我国历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个王朝的前期,先后出现过几个颇有作为的皇帝和政治家,制定过一些符合历史潮流的治国之策,并最终完成了我们伟大祖国今天的版图,为我们这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建树了一定的历史功绩。对于这些,我们应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客观地加以评价和肯定。但是,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毕竟是一个处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封建专制王朝,这座王朝的大厦是建筑在各族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和累累白骨之上的,统治者们的文治武功,莫不饱浸着各族人民的辛酸血泪。特别在进入19世纪以后,清王朝逐渐衰败,走向它的晚期,各族人民所受的灾难愈加沉重。如将此时的清王朝喻作各族人民的地狱,是并不过分的。当此之时,广大的回族人民正是被压在这座地狱的底层,他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异常沉重,甚至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经济方面,清政府对回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广大回族人民生活濒于绝境。1840年的鸦片战争,引起清王朝政权的震动;白银外流,外货输入,引起了社会经济平衡的破坏。为了支付巨额的战争费用、对外赔款及弥补对外贸易上的亏空,清政府加紧了对各族人民的搜刮和掠夺。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江南广大富庶地区为太平军占领,清政府的财源日竭,收入锐减,从而更加紧了对西北和西南广大回族人民的剥削和压榨。云南是回民聚居的省份。这里的乡勇饷银一向由当地筹措,官吏任意横征暴敛,弊窦丛生;而且除正赋之外,历年都还要按成熟田亩抽征厘谷十分之一二,以充军食。显然,人民所受的剥削已经相当沉重了。同治三年(1864)以后,清政府除照旧抽征厘谷外,并将可征地丁(田赋和人口税)全数改征粮米,这就使云南回族人民所受剥削益加沉重。非只如此,清朝官吏还趁机对回民百般勒索,甚至强占回民的土地、房屋。广大回族人民财穷力竭,以至在春夏之交乏谷之时,饿殍载道,人皆相向大哭,希望早死为快。回民中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提起那年月诉孽障,回回的日子多难肠;活着不如无常(死)了好,地狱都比人世上强。”[1]这正是当时回族人民生活濒临绝境的生动写照。

第二,在政治方面,清政府一方面沿袭清朝初期那种怀柔、羁糜、“以回治回”的统治术,用封官、恩赐等小恩小惠拉拢、收买一些民族上层和宗教界的头面人物,作为他们统治回族人民的鹰犬,利用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作为麻醉和分化回族人民的工具;另一方面,更对回族人民实行反动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回族人民进行各种限制和极其残酷的镇压。当时,回族的法律地位异常低下。在清朝的公私文书中,对回民的称呼通常总是“回子”、“回逆”、“回贼”、“回匪”,甚至往往将“回”字加上一个“犬”(犭)旁,写成“犭回”,以示回回“不侔于人类”。在法律上,回汉满人同罪异罚,回民犯法要“加等科罪”,远较满汉犯人为重。如流徙罪,满汉普通人犯可以申请存留养亲,回民则独不得申请,而且还特别规定流徙地点不得在甘肃等省回民聚居区域;回民结伙三人以上共殴之犯,但有一人执持器械者,不分首从,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之地充军;杀一汉人,十回抵命;杀十回民,一汉抵命。每遇回汉诉讼,官府总是串通讼棍,强词夺理,抑回护汉,故意制造回汉之间的不平等。回民犯罪,要在脸上刺上“回贼”字样,以示对整个回回民族的侮辱。这种残酷的政治压迫和反动的民族歧视政策,使回族人民的人格受到极大侮辱,长年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有苦不能言,有冤无处伸。

第三,更为恶毒的是,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蓄意挑拨回族与其他兄弟民族,尤其是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或以汉制回,或以回制汉,造成回汉不和、回汉相斗、相制、相克、相杀的局面。他们自己或则推波助澜,幕后操纵,坐收渔人之利;或者直接出面,对回族人民无情镇压,血腥屠杀,致使广大回族人民的生命安全毫无保障。惨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在道光、咸丰、同治年间屡见不鲜,愈演愈烈。仅举一例:咸丰五年(1855)冬,云南临安府汉族恶霸分子与回民因争夺楚雄石羊银矿厂发生冲突,清朝官吏崔治中非但不持公平判决,反而“暗中挑拨,意在两伤,借邀功利”[2],遂酿成一连串屠回惨案。先是广通、罗川、禄丰各县回民被劫杀殆尽;接着楚雄官绅也开始了屠回暴行。临安的恶霸分子在官绅的怂恿和帮助下,在临安城内外挥舞屠刀,共杀回民约700余户;他们杀得性起,又要去省城将回民斩尽杀绝。回民马凌汉“愤临人之强暴,官吏之不为保护”[3]纠集数百名回民被迫自卫,清朝官吏却借此反诬回民“阴谋作乱”,准备直接由政府出面,大规模屠回。咸丰六年(1856),奉旨团练的黄琮与云南巡抚舒兴阿密议后,“饬各府厅州县聚团杀回,须横直剿灭八百里”。四月十日,藩司青盛经“上院请示”后,下达了对省城回民“格杀无论”的屠杀令,于是各地唯恐杀回不力,“遂分头搜杀回民,不论良莠男女老幼,悉殄灭之”,直杀得回民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甚至有“妇人被害者,赤身剖腹,横卧街心,胎儿犹蠕蠕转动,情形惨极,令人不忍卒覩”。[4]

面对着清政府这种残酷的经济剥削、政治压迫和灭绝人寰的民族大屠杀,回族人民只有拼死奋斗以图暂存之一途。他们为了保卫民族的生存,不能不揭竿而起,斩木为兵,与反动的清王朝进行殊死的斗争。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回民大起义,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爆发的。

无庸讳言,在当时一部分回民中,确实存在着一股民族复仇情绪。这是清政府反动民族政策下的必然产物,是可以理解的。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人被逼到了绝崖,当然要舍命相拼,誓死报仇。正如《永昌回民檄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回民若再不报仇,则处处效尤,靡有孑遗,此不得不报者,一也。回民控告,壅于上闻,此不得不报者,二也。官兵助汉,灭绝回民,尸山血海,疼痛莫白,此〔不得〕不报者,三也。二三大员悯恤回死,上〔尚〕有人心,而畏彼刚强,虚〔欺〕我愚弱,此不得不报者,四也。回民脱逃者不过数千人,而兵差严拿,意欲断草除根,此不得不报者,五也。现今……团匪势焰愈张,不容难民回籍,此不得不报者,六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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