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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洁:中国穆斯林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44 次 我要收藏

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已经跋涉了很久。今天,身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处境中的中国穆斯林面临着很多挑战,在如何处理宗教内部各种事务、宗教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方面,都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对于中国伊斯兰教的繁荣和发展至关重要,对于现代化道路上的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但是,与诸多伊斯兰国家相比,中国的伊斯兰教又自有其特殊性,因而使得中国穆斯林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相对具有一定的优势。

与各伊斯兰国家不同的是,伊斯兰教在中国一直没有占据主导性意识形态的地位,也没有被拒斥在中国社会的大门之外。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千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它经历了从最初的传入、传播到最后适应、发展的过程,明清以来的穆斯林学者更是努力融合伊斯兰教与中国主流文化,进行了“以儒释经”等种种努力。因此,中国伊斯兰教既保持了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和基本生活方式,又发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变化,获得了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双重品格,因而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自19世纪末期以来,世界各地的穆斯林陆续走上现代化的道路,但是现代化的努力与作为本身传统文化一部分的伊斯兰教产生了强烈的冲突,而且至今没有带来理想的结果。各伊斯兰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乃是如何处理宗教信仰、国家认同和民族归属之间关系,并协调由此引发的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治、伊斯兰教法与国家法律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些问题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与中国社会的法律、政治、文化等等互相磨合、融通以至共存的过程中,已经基本得到了解决,这就使得中国穆斯林在现代化进程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处境。

中国历来实行政教分离,不以教法治国,更不允许教权僭越皇权。在这种大背景下,皇权与教权之间虽然偶有冲突,但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绝少染指政治,也没有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最初在麦地那创立的穆斯林“乌玛”(即社团)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组织,他身兼宗教领袖和政治领袖两种身份。因此对于视先知时期为黄金时代、以效仿为荣的穆斯林来说,政教合一的公正穆斯林社会是美好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作为伊斯兰政治学说核心的正统哈里发学说正是在这一理想的基础上形成的:即认为穆斯林社团是先知根据真主启示所创建的,作为社团领袖的哈里发是“真主的仆人”,其职责是实施教法,履行对真主的义务,维护社团的利益。虽然在此后各个伊斯兰王朝——从倭马亚王朝、阿巴斯王朝一直到最近的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中,愈世俗化和专制化的国家政权的实际运作从根本上否定了正统哈里发学说的实践性,但是统治者即使不能在实质上掌握政治与宗教的双重权威,也都努力在名义上建立政教合一的统治。

中国内地的情况却与此不同。对于伊斯兰教究竟以何种方式传入中国,说法有多种,毋庸置疑的是,除了宛各斯传教这种说法之外,大多数人都无法否认,伊斯兰教最初的影响并不是由有目的的教义传播而来。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生长、发展是以一种分散和缓慢的方式进行的,未对主体文化产生激烈的冲击,更不带有征服的性质,因此,伊斯兰教从未成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如果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唐时以蕃商身份来华的一些穆斯林久居不去,聚居于蕃坊之中,作为“化外之民”而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其身份乃是客居的侨民。由于海舶贸易的发展,宋代来华的穆斯林仍以从事贸易的大食商人为主。除了居住于蕃坊之内的,还有不少人买田置房,与华人杂处。由于长期居留出现了“土生蕃客”和“五世蕃客”,其中一些人富甲一时,具有较高的社会影响,甚至有宗室成员私下与之通婚①。但是总体上来看,这些人仍属于侨居,没有形成稳固的穆斯林社团。他们不对外传教,信仰基本囿于蕃商中间。“伊斯兰教在中国教义不明,教名未定,不见于典籍,亦无汉文著译,基本上是个侨民的宗教。[1]到元代以后,穆斯林从“化外人”变成“化内人”,此时的穆斯林被划属色目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具有较高的地位,他们永居中国,“他们已把他们的事业,在这块地上打下了基础,这样就使回教在中国生了根,并让回教在教外人中传布,而吸收新鲜分子过来。”[2]此时的伊斯兰教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部分,真正“中国伊斯兰教”的历史由此开始。元政府在设立宣政院、集贤院对佛教、道教进行管理的同时,还设有管理伊斯兰教事务的“回回掌教哈的所”和总理伊斯兰事务的“大掌教”(即大法官),虽然官秩品级稍低于前两者,但伊斯兰教的宗教地位已被认可,也有了专职的教务人员。穆斯林教法官也从此时开始为非穆斯林的蒙古族帝王“祝延圣寿”,穆斯林如何对待非穆斯林统治者,这个被无数伊斯兰学者反复论证的政治态度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到明清两代,清真寺教长的人选必须先报请礼部清吏司审查,接到礼部“札副”后,教长才能到清真寺履任,主持教务。伊斯兰教已经被纳入传统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中。

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也在促使中国穆斯林努力融入中国社会。宋熙宁(1068-1077)初年,广州的官学已开始招收诸蕃子弟。所谓诸蕃子弟,主要是穆斯林子弟。至大观、政和年间(1107-1117),广州、泉州等地已开设专门招收蕃客子弟的蕃学,此后就有蕃客子弟应试登科,致力仕途。在元代,设有回回国子学,隶属国子监。元延祐元年(1314年),另设了回回国子监,教授中国传统文化。元开科取士时,比例向色目人倾斜,也起到了促进穆斯林华化的作用。在这种氛围之下,陆续有一批穆斯林出任要职,一些人还操纵中央或是地方权柄,如曾任中书省平章政事的伯颜,曾出任右丞相的合散等。但是穆斯林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作为一支独立的整体性力量出现,更没有在中国的大一统帝国中促生伊斯兰教与政治合一的现象。

伊斯兰教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在这一地区曾经存在过喀喇汗国、东察合台汗国和叶尔羌汗国三个伊斯兰汗国。其中喀喇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统治带有政教合一的特点,此后和卓家族的统治更是明显的神权统治。和卓家族的神权统治与作为苏非教团首领的特点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总的来说,新疆地区之所以曾经存在政教合一、或说带有明显政教合一特点的统治形式,更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在传统的朝贡体制和与现代社会不同的疆国观念下,“帝国没有发展出像现代民族-国家这样的明晰的内外区分,中央集权政治也没有取消多元权力中心的存在,多元权力中心与中国的统一性在一段时期内构成了一种平衡的状态。在这一结构之下,中央权力无需像现代时期这样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3]因此,新疆地区存在的不同政教格局并非特例,在中央政府与西藏、蒙古、西南土司的关系中均存在类似情况。当中央权力受到威胁时,这样权力格局会随之发生变化。

18世纪中期,和卓家族后裔的连续叛乱无疑让清政府感受到了威胁。在统一新疆、平定“大小和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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