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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进国:中国民间信仰的视角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96 次 我要收藏

一、前言

目前,学界在讨论“宗教自治”范畴时,主要涉及的是创生性宗教(或体制化宗教)之社团或组织自治的权利及边界的问题。宗教团体或组织的自治,被视为是所谓的宗教自由或人权之普世本质的体现。它主要包括自我确立内部的宗教特性、自我治理及拥有外部的社会活动空间的权利等。[1]而有关宗教之表达自由及结社自由的边界又被视为与国家控制的合理限度密切相关。

在批评或讨论中国现实的“宗教自治”问题时,特别是有关宗教团体的结社自由及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价值与限度等,学界的眼光集中于官方法律认可的五大“体制化宗教”、未被纳入法律管治渠道的民间教派、或新兴宗教(包括膜拜团体)之上,而游离于上述宗教形态之外的“民间信仰”范畴,似乎并未获得充分地关注。毋庸置疑,这与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宗教”定义的岐见以及“民间信仰”能否被视为某种宗教形态的争执有着紧密的关联。

本文立论的基础,系将“民间信仰”接纳为“宗教”范畴之前提下,来初探现实中国之固有的宗教信仰形态——民间信仰的自治问题及其与国家控制的关系。

二、中国传统民间信仰的“组织性”问题——从杨庆堃谈起

在讨论民间信仰自治之前,首先必须辩明的是中国宗教类型的区分问题。

宗教社会学家杨庆堃认为,宗教组织可以区分为相同性的自然团体与特殊性的宗教的组织两种形式,由此引申开来,中国传统的宗教类型可以划分为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和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彼此互为依存、互为表里。

其一,制度性宗教有独立的神学、仪式和组织体系,有其基本的观念和结构,有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属性,从而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运作。制度性宗教主要表现为普世救赎性的高级宗教,如佛教、道教;或者混合性的宗教团体,如在政治高压下半隐蔽的教派团体;此外也包括专业的术师及职业巫师的崇拜等。制度性宗教虽然形成了独立的宗教生活制度,主要通过其宗教思想及有学识的宗教领袖而形成对社会的影响力,但传统中国社会的制度结构对其组织性地位有诸多限制,反而缺乏组织性力量,而在整个社会系统中不能成为强有力的结构性因素。

其二,分散性宗教被理解为: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世俗生活与制度——如家族制度和帝国社会政治网络之中,从而作为世俗生活与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而发挥功能。它常常借用制度性宗教的崇拜成份,并依靠世俗生活及制度的有效功能来获得生存的空间,甚至变得强大。制度性的和社区生活的宗教层面以宗教的分散性结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无论是家庭整合中的宗教,还是社会和经济团体中的宗教,乃至更大范围的适应社区整合的宗教,都被神学性地、仪式化地和组织化地渗入世俗团体中了。

正是由于分散性宗教有效地进入到世俗化的社会制度及社区生活当中,制度性宗教被迫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结构性地位而不能对世俗社会体制产生直接的影响。宗教在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以一种高度去中心化的模式出现,即通过分散性形式服务于世俗社会制度来强化其组织。宗教普遍地渗透在世俗社会制度中,从传统社会的制度结构得到支持,而其特有的神学神明信仰仪式无一不对民众的生活产生了系统性的影响。

李亦园则将杨氏的Diffused religion译为“普化的宗教”,宣称普化的宗教的特质就是其教义、仪式与组织都与其他世俗的社会生活与制度混而为一,并不像制度化宗教一样是有其完全独立的宗教组织与教义、仪式,在传统中国普化宗教的影响下,实际上并无绝对的无信仰者存在。传统中国宗教信仰的第一项特色表现在“普化的宗教”的形态,例如祖宗崇拜、神明崇拜、岁时祭仪、生命礼俗、占卜风水、符号法术等,所以西方人的“一个宗教”就无法描述中国人的宗教,“普化的宗教”是一种包容兼纳性质的信仰型态。[2]显然,李氏的看法终究与杨氏有所偏差。比如像巫筮职业者,在杨氏那里是被视为制度性宗教的一部分,是从世俗制度的功能与结构中分离出来,并以一种宗教制度的形式继续存在,反而缺少有效的组织体系的,因而制度性宗教反而才是“普世性宗教”。

杨氏有关中国“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之理想型划分,并非专门从宗教团体本身的组织强度而论的,而是运用结构功能方法,针对两种类型的宗教形态与中国历史社会世俗制度的交织程度来界定的。故杨氏才会认为,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的重视以及强大的世俗化趋势,社会制度的宗教面向很快成为历史,鲜有复兴的可能,没落的命运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欧大年称“分散性”意味着缺少组织结构,毕竟“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中的民间宗教上是被深深地制度化的,并且不断延续着”,恰恰可能是对杨氏分析的误解。[3]

就像杨氏在《导论》中所明确指出的,制度性宗教“独立于其他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它自成一种社会制度”,而分散性宗教的“神学、仪式、组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其他方面的观念和结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分散性宗教的信仰和仪式发展为有组织的社会体系,同是它是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在分散性的形式中,宗教发挥着多种功能,以组织的方式出现在中国社会生活中。”[4]

我们有理由这么看,在杨氏的意识中,制度性宗教是“形式上有组织的”,换句话说是“自愿宗教的组织化体系”。[5]但在中国传统社会制度和秩序下自愿宗教运动不够也不可能强大。而“分散性宗教”反而是实质上有组织的,它可以是官方祀典的一部分,也可以是社区民间信仰的一部分,“分散性”主要指它分散为社会组织整体的一部分。只是前者的组织是独立的,隶属于宗教制度自身,或者说是接近于“自愿性组织”。而后者的组织是混合的、兼容的,可以是从属性的而非本质性的,亦官亦民的,可以是“自愿性或非自愿性的组织”。

因杨氏的宗教类型结构区分乃立足于“历史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之判断,因此并不能简单地将“民间信仰”与“分散性宗教”两个范畴画为等号。他所理解的“民间信仰的公众性”,系与“官方信仰的以神道设教”相对应的,除了容纳“分散性宗教”型态的神学、仪式体系和组织外,显然包括了“制度性宗教”型态之去中心化的分散性形式。李氏在曲译“普化的宗教”一词时,其实亦扩大了它的外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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