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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宋元采访杜维明:当代中国儒学宗教新走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65 次 我要收藏

杜维明,当代新儒学领袖级学者,1981年开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1988年获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自1996年开始出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作为国际汉学界和当代新儒家的代表,杜的研究以中国儒家传统的现代转化为中心,主要著作有《儒家思想新论》、《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今日儒家伦理--新加坡的挑战》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杜成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最熟知的海外学者之一。他的思想广为学界所重视,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由于其杰出的贡献,在2001年和2002年,分别荣获第九届国际T'oegye研究奖和联合国颁发的生态宗教奖等奖项。

宋元(以下简称宋):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看到文化仍呈多元趋势,异彩纷呈,相互作用甚至碰撞,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更大范围内的包容?

杜维明(以下简称杜):现在有三种潮流,一是排斥性,二是包容性,三是多元化。像原教旨主义就是排斥性的典范;而多元是指多个精神传统之间可以互动和重叠,但不一定完全能够交融,像韦伯他们所说,个人的人格之所以能够建构,常常是排斥外来力量,寻找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情况下要讲包容很困难。现在许多学派,把自我、把历史文化等都解构掉了。其实在人的演化、人之所以为人的因素这些根本问题上,他们不可能把所有东西都给消解掉的。地球的故事每个人都在分享,在这个情况下,就要有一种新的人文主义出现。儒家可以显现出来一些优点:如它跟西方基督教不同,它排斥精神性,它是凡俗的,它的观点是要和自然保持一种亲和关系,和天道相辅相成,既不反对自然主义,也不反对精神主义,所以包容的范围比较大。

宋:反恐已成为全球共同的话题。尽管世界人民都希望对话和合作,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战争还是在发生。而实际上,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这一对矛盾的背后,没有人能回避不同宗教的矛盾问题,这是不是可以作为文明冲突论的例证呢?

杜:当然,这也是我的同事亨廷顿的看法。他认为,21世纪各方面的冲突不仅是政治、军事、地缘的冲突,最难办的还是文明的冲突。他当时有几个预设,认为西方的制度、民主、自由这些东西,都是普世的;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势力下降,日本学者福山提出的文明的终结有很大影响力,那么美国就推行自己的价值理念。“9.11”对于美国的冲击很大,现在美国的防御体系虽然很先进,但人们在大城市却没有安全感。从这个角度来看,文明与文明,特别是宗教之间如果不进行对话,是很危险的。亨廷顿最大的错误是:他没有认识到,冲突和矛盾常常不是发生在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文明的内部。像伊斯兰内部的最大矛盾,是伊斯兰的极端主义者如本拉登和基地组织,与温和派之间的矛盾;现在基督教最大的冲突,是自由主义基督徒和真正保守的基督徒之间的矛盾;而犹太教,你们知道,拉宾是被自己人暗杀的。
中国现在尽管到处都在讲“和而不同”,可是在自己家里面,如两岸问题,关系也没搞好。
只要有文明冲突的存在,就必须要有文明之间的对话,这个课题涉及到国际关系秩序结构的重组,而美国如果不对话,搞单边主义,能够支撑多久?

宋:儒学的根基是在中国,可是为什么近几十年来,墙内开花墙外香,儒学在海外的发展比在国内要好?而正是在海外,才兴起了所谓的新儒学?

杜:从鸦片战争开始到五四运动,由最初列强的利炮坚船,到后来西方的民主制度、技术和工业组织,巨大的冲击使中国这个社会崩溃,随之文化认同也崩溃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打倒孔家店;认为只有彻底地打破它,才能真正地救亡图存拯救中国。解放以后,儒学的发展一点生命力都没有,虽然经过了许多努力和方式,但是受到官方的影响和制约很大,到后来连冯友兰都主张反孔了,尽管他后来又反悔了,海外有些人还是对他很不谅解。在那样一个气氛下,从1949到1979年之间30年,儒学的研究一直都在海外:在亚洲四小龙、在美国、还有海外的其它华人社会,而在国内基本上是一片空白。

这个情况,从改革开放一直到1989年,虽然有所变化,但大势没变。如1989年的《河殇》,仍然是把中国文明看作是一种黄色土地,流入蓝色文明的海洋里。现在,他们当中已经有人认为,这是个很情绪化的东西,把儒学赶出了大门。到了上世纪90年代,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刚刚有一些人对儒学产生了兴趣,现在才是初期。

宋:有人说,现在美国和欧洲所取得的成就,不仅得益于他们的民主政治、法制体系和市场经济,更是因为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恩惠,所以能够保持长时间的繁荣。现在新儒学的振兴时期还远没有到来,就像曾经发生的五四运动一样,脆弱的儒学是否还会再次受到强势西方文化的毁灭性冲击?

杜:基督教神学在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比如说韦伯,就认为基督教新教的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有很大关系,是新教伦理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他当时批判中国,认为中国没有基督教,所以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因为儒家思想是要和世界保持一种亲和关系,而基督教则是要改变和控制世界,是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动力。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背后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其实并不完全是基督教的力量;它也来自歌德所说的浮士德精神。浮士德精神是为了追求一种价值,追求真理,可以放弃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灵魂,跟魔鬼打交道,把灵魂都去掉,这跟基督教的精神是矛盾的。值得注意的是,启蒙运动的发展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中世纪是神学的世纪,从马丁.路德改教开始,天主教的神学枷锁被解开了,每个人是通过信心得救。于是,启蒙运动中像伏尔泰这些人,基本上都反对基督教;他们当时把中国作为参照社会,把儒家作为一个参照文化,他们觉得很惊奇,为什么一个不信仰上帝的民族,能成为一个文明大国。

所以,现代性在西方出现以后,有基督教文明,也有反基督教的文明,错综复杂,强烈的个人主义和强烈的集体主义,结果就导致工业革命。

宋:相比于其他宗教文化的一脉相承,在五四运动的时候,为什么儒家思想遭到文化精英们毁灭性的反戈一击?

杜:我们说世界上的重大文明、轴心文明,如印度的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家和道教,还有中东的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基督教,其中除了儒家外,其它文明都在凡俗世界里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孔子则作了一个纯粹的选择:我要在这个社会中存在下来,完成转换,不选择离开,那么儒家同政治社会的关系要比其它宗教深厚得多,复杂得多,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影响力也比其它宗教要大。

儒家受到重大摧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跟其它的文明不同――没有创造出一个精神世界。以我个人来看,在文明传统中受到极大批判的,只有儒家。五四运动的时候,学术精英对儒学是全面批判的,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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