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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鹏:宗教向高校渗透的隐性形式:文化宣教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110 次 我要收藏

教育与宗教相分离,是自启蒙运动以来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普遍潮流,也是我国宪法和法律确定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据这样的原则,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学校进行任何宗教信仰教育。但宗教作为一种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并且还在继续产生着巨大而深远影响的观念形态、文化传统、组织群体和生活方式,不可能被排除在高校教学和科研的视域之外。“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是党的理论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教育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事关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事关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事关维护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2]

可见,在高校研究宗教问题,对大学生开展宗教知识和宗教观教育,一直为党和国家所重视,一直是高校科研和育人的重要任务之一。境外敌对势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在支持一些传教团体来大学校园组建团契、发展信徒的同时,资助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从事“宗教文化”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和宣传教育。个别学者“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举“文化”旗子,宣“神学”内容,以所谓中性的、纯学术的面貌出现,提倡意识形态之外的、无是非的研究,甚至站在护教的立场上,论证宗教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其成果以出版物、大学课程、专题讲座等方式在大学校园肆意传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大学生的精神信仰,成就了大学校园宗教渗透的隐性形式——文化宣教。

一、建构教会之外的“文化神学”

在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基本原则下,神学的研究和传播只能是教会及其开办的神学院、教堂和聚会点的事情,国家出资兴办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不仅不能加入到信仰主义的立场上研究和传播神学,而且应该自觉地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站在无神论的立场上,“批判神学”,[3]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文章、作宣传。“但是这些年来,由于国内外种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国内的宗教研究和教学机构,置身于宗教研究和教学中的学者,是否仍然坚持‘批判神学’的目标,就很难说了。甚至可以说,是很少有人坚持这个目标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有神论有人讲,无神论无人讲’,就是个证明。”[4]

说“有神论有人讲”,在教会和信徒之外,究竟是哪些人在讲?又是如何讲的?根据某学者的研究,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学术工作的逐步恢复,基督宗教的研究也随之复生。由于教内人才的奇缺和教外人士的兴趣,所以研究者以教外学者为主,研究的立场和方法也具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特色。在90年代,基督宗教研究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发展。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已超过1949年起30年间那些毫无学术性可言的书文好几百倍,研究的领域也已大为拓展,除了历史课题的研究,还有哲学、伦理、教育、文学、艺术、美学,甚至教义神学等方面的研究。除了研究内容大大扩展之外,研究人员也已从少数社会科学院内的研究者,向高等院校的教师扩展。”[5]

为什么这些教会之外的学者会对宗教研究发生如此兴趣?恐怕是经济因素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长期以来,国家对教育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投入相对滞后,尤其是在“教育产业化”和“技术市场化”的狂飙下,传统的文史哲学科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有许多学术会议、对外交流、成果出版,甚至图书资料,都没有相应的经费支持,不得不多方设法、自己募集。与此同时,受境外敌对势力的支配,一些宗教团体和非政府组织打出了学术交流、合作研究的旗号,通过投资、捐赠等手段,把中国相关领域的学者吸引到他们主导的研究当中去,把他们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借中国学者之笔、之口传输到中国社会来,潜移默化地对大学生和社会大众施加影响,甚至暗中搜集中国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情报。“在中国排名前列的某些高等学校的某些院系以及某些公立研究机构,从面向宗教界‘创收’、寻求资助开始,接踵而来的是收受海外宗教团体的调研课题,联合举办宗教学术会议,提拔海归中的神学人才,聘请国内外神学教授(兼职或客座)或宗教职业者,举办宗教神学、宗教教义的论坛或讲习班,派遣研究生或教学研究人员出境接受教会学校的培训,甚至即以‘神学’命名自己的教学机构与构建自己的学科。”[6]

当然,囿于“在中国学术界和宗教的分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里命名的“神学”还不能完全等同于“教会神学”,而只能与教会保持着距离,把基督教定位于一种文化,有意无意地屏蔽掉它作为意识形态功能。于是,宣扬“基督教文化”似乎就不是宣扬基督教了,宣扬基督教神学也就成了高贵的“文化神学”。正是高高举起“文化”的旗子,近年来基督教研究热在从人文到自然的多个学科陆续兴起,“例如文学研究的领域扩充到圣经文学,艺术研究的领域扩充到基督教艺术,音乐研究开始重视从巴赫到黑人民歌的宗教情感,美学研究开始吸纳‘神圣之美’这一范畴,哲学研究增添了宗教哲学这一分支,思想史研究开始重视宗教或基督教思想,社会学和民族学研究分别增添了宗教社会学和宗教人类学两大学科,甚至教育学中也有人开始讨论信仰教育的意义,建筑学、宇宙学和科学哲学中则有人注意到宗教信仰的影响,从而扩大了这些学科观察问题的视角”。[5]这也恰如高调呼唤教会与知识分子“对话和合作”、共同推进中国基督教神学思想建设的某学者所言:“国内基督教学术研究近20年的发展,也不是由教会推动或领导的,而主要是学者们的文化活动的结果。”[7]对于这样的结果,2003年8月在芬兰举行的“关于中国处境神学的中国--北欧会议”上,主办方一方面表示满意,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急迫的希望:为了促使神学教育的发展,在中国的神学院跟社会的大学之间可否增加更多的合作呢?甚至在未来有否可能由教会和某些大学来共同建立一些学术上高水平的神学院系呢?”[7]

与“文化神学”在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勃然兴起相对应,科学无神论研究和宣传教育的空间受到了严重挤压。本来1963年毛泽东提议建立专门的宗教研究机构时就指示要“批判神学”,1979年任继愈针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待宗教问题的错误做法,提出“马克思主义宗教学本质上是一种科学无神论”,宣传科学无神论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重要意义。[8]但几乎同时,也有人发表文章,认为“批判神学”是“荒唐”的,“宣传无神论”是“错误”的,是要“向宗教进军”、“扫除宗教”。[9]此后,学界便围绕“要不要宣传无神论”展开了激烈的论争,结果反对一方占据上风,以至“30年来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得越来越好,信教和宣教的人数越来越多,而无神论宣传教育却没怎么加强,从事无神论研究、宣传、教育的人越来越少”,到现在“机构竟然没有”,“刊物也少得可怜”。[4]虽然“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提法还经常被一些学者奉为圭臬,但恰恰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拒绝讨论无神论,甚至认为“时下流行的所谓‘科学无神论’……是一种很极
端又很肤浅的观点,接近历史上战斗的无神论的水平,基本上属于旧唯物论范畴,它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它与中央提出的‘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是背道而驰的。宣传这样的无神论……是不可取的。”[10]针对这种无神论被淡化、边缘化甚至妖魔化的状况,中央有关领导有过多次批示,有关部门也发了相应的文件,但落实的情况并不如意,教会之外的“文化神学”仍在盛行当中。

二、出版以宣教为宗旨的图书

图书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外宗教学论著的翻译一直络绎不绝,大凡西方有影响的宗教学论著,都被译成中文。这些图书的出版,对于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一些带有明显宣教色彩的图书也被裹挟进来,非但没有经过任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分析和评价,反而祭起“文化”、“学术”的旗帜,以更加隐晦的方式,宣扬着基督教的教义和思想。比如,从1993年起,某出版社连续推出“历代基督教学术文库”共19册。该文库从“学术层面”即“基督学理在神学、哲学、伦理思想、文学艺术中的表达”来介绍基督教思想,“对于年轻一代的中国学人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说它标志着基督教思想已经开始在中国学人和主流思想界中产生兴趣和影响”。[11]再如,2003年某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基督教文化译丛”共12册。该译丛从基督教的典籍《圣经》、基督教的核心人物耶稣基督、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神学思想以及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等方面,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基督教的正统思想”,“它们既是一定程度的学术著作,同时又能够被一般受过教育的读者所理解。……丛书中的多种书目在发行后不久就重印,表明这些书的出版对于学术界及教会都有着一定的影响。”[11]

或许是直接宣扬基督教教义和思想的图书过于抽象、影响有限,一些所谓的“文化基督徒”[12]便从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和知识分子比较关注但存有争议话题入手,将“西方文化经典”翻译出版的重点集中到了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宗教的道德功能这两大主题上来。

宗教与科学在本质上是对立的,“自然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一个接一个地攻占宗教堡垒的过程”。[13]在当代科学突飞猛进的压力下,传统的宗教势力为了保持其生存的地盘,不断地调整战略,企图为现代宗教罩上科学的光环。自上世纪80年代美国基督教新基要主义提出“智能设计论”[14]以来,“智能设计论”和生物进化论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歇过。可惜,当这场争论被介绍进入中国知识界时,却呈现一种非均衡的状态。在国际宗教组织的大力资助下,多种版本的“智能设计论”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发行,而人文主义者、科学家批判的声音,仅在新闻媒体上有零星的报道。[15]比如,美国某国际科技教育服务机构资助翻译的《理智设计论——科学与神学之桥》一书,出版者在封底即明确指称,进化论是一种“排外且独断的生物学研究纲领”,“理智设计论能解释许多进化论所解释不了的生物现象”;作者在书中更是信誓旦旦地表示,要“发表一种忠于基督教传统、坚决拒斥自然主义且促进当代科学和哲学发展的对创造的一般说明”,最后得出结论:“任何创造行动都是一位理智行为者的意向的具体化”,“上帝创造世界的行动是一切理智行为(创造性的和非创造性)的典范”。[16]就是这样一部“忠于基督教传统”的著作,竟被编入某大学“哲学翻译系列”。编者在总序中说,之所以翻译出版此类著作,是因为“中国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仍需要外来思想的激励和滋养”。再如,在英国某基金会的资助下,2005年以来,国内一些著名大学连续举办“科学与宗教”系列讲座,邀请“西方优秀哲学家和科学家”发表演讲并出版各种演讲集,“面向那些关注基督教信念和科学理论相联系的大学读者”,[17]“描绘了一幅科学与宗教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壮美图景。这些演讲者反复申明了这样一个论点:一方面,无神论或激进的自然主义并不是科学研究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有神论不仅完全可以和各种科学理论(如宇宙发生学、量子力学、进化论等)彼此相容,而且还能为帮助人们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根本意义,提供一个科学无法提供的思想框架”。[18]阅读了这样的书籍,会对大学生在长期教育中形成的无神论思想带来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问题。

宗教道德与世俗道德的融通和分殊,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近30年来,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道德功能重新思考的,主要是一些国外宗教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其中,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最具代表性。1986年至今,这两本书已分别被九家和五家出版社反复翻译出版。[19]由于前书肯定基督新教的伦理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进作用,后书认为中国没有出现象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是儒教起到了阻碍作用,所以,其影响已越出狭隘的宗教学的范围,在多个学科领域受到追捧,并由此扩展到更广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大学生当中。早在2002年,北京某大学教授就写过一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此后,他“一直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并在2008年“将持续思考的结果写成《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该文认为,中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相比之下,美国的市场经济尤其是当年清教徒引领的更伟大的市场经济,它没有去否定人们的欲望,但也没有放纵欲望,而是用好的伦理去引导欲望”。于是,该文提出,中国应当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即“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将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只有这样,“才会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由此可见,在引进、介绍西方宗教学研究成果的时候,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和评价,任由信仰主义引申和阐发,必然会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的影响和冲击。

三、举办带有宣教性质的研讨班

举办研讨班,是促进学术繁荣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境外敌对势力主导的文化宣教中,一些基金会和宗教团体也常常亲自操办或资助国内一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学术讲座”、“文化交流”等名义,面向正在或将要从事宗教学教学、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举办各种“宗教学”、“宗教文化”研讨班,将一些带有宣教性质的内容或明或暗地夹杂进来,借机传播。

此类研讨班既有“请进来”的,也有“走出去”的。所谓“请进来”,就是国内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接受境外基金的资助,将具有宗教背景的哲学家、宗教学
家甚至职业传教士邀请进来,通过讲座、讨论、课题研究等方式对某一专门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比如,2004年以来,受美国某基金会的资助,北京某大学连续六年举办“宗教学高级研讨班”。尽管每期设定的主题不同,但都有“国际一流学者”参加研讨并担当主要授课任务。在2009年的研讨班上,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共六名“知名宗教学家”应邀授课,内容涉及近30年来基督教福音派和五旬节派的崛起、欧洲和北美洲基督教的现状、当代流行的宗教社会科学理论、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宗教传统对公众生活和利益的影响与贡献等。虽然不能说这些讲座都是宣教,但它们排除宗教的意识形态属性,只把宗教当作“学术”来研究,强调宗教的文化功能,掩盖了宗教所具有的文化以外的其他功能,这对于消解中国宗教研究的无神论本色、扩大宗教的意识和观念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的影响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样的研讨班不仅免收学费,而且依据学员出勤、学习态度和成绩等情况,评选杰出学员和优秀学员。杰出学员每人奖金2000元,优秀学员每人奖金1000元。另从杰出学员中推荐最优秀者,赴美国某大学做访问学者,为期3—6个月,费用由研讨班提供。2009年,该研讨班进一步推出一项研究和培训项目,项目分为“研究中心课题”和“个人课题”。“研究中心课题”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大学的研究中心或研究所,每项资助金额在5万到10万美元之间;“个人课题”主要资助由1或2位研究者进行的研究课题,每项资助金额在1万到3万美元之间。与课题申请配套,该项目还将举办三期培训工作坊。第一期将于2010年暑期在中国举办,邀请第一阶段入围的30位申请者参加,为期大约两周,由该项目提供食宿费用和旅费补贴。第二期及第三期将分别于2011年及2012年暑期在美国举办,每期一个月,由获奖的12—15位研究者参加,费用同样由该项目提供。面对如此研究和培训计划,我们实在有些匪夷所思。在教育已经被一些人事实上当作一个“产业”的大背景下,研讨班何以如此慷慨?又是在慷谁之慨?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和警觉。

所谓“走出去”,就是国内从事宗教学及相关学科教学、研究的教师、科研人员接受国外宗教团体或学术组织的邀请并资助,走出国门,参加有关中国宗教问题的研讨会,同各方广泛交流,赴神学院校进修、参访教会及相关机构,亲身体验基督教世界的文化和社会。

就研讨会而言,虽然多数中国学者都是抱着纯正的学术交流的目的参与其中的,但主办方文化宣教的意图也在遮遮掩掩当中暴露无遗。比如,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主办的“基督教与中国”国际学术会议每年都邀请中国学者以文赴会,虽然学者提交的论文大多围绕基督教与中国社会、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基督教在华史、中国基督教现状等主题展开,但参加研讨的既有北美各大学、神学院从事基督教教学和研究的学者、教授,也有一些在教会和基督教机构工作的牧师、神职人员,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关心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恰如主办方在2004年会议的开幕词中所说,基督教在中国的存在形式是多样的,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是基督教作为一种思想在中国存在的主要方式”;基督教在中国社会的影响相对于传统文化和世俗文化而言,还处于弱势,但学术界的基督教研究,对中国社会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神学院校进修而言,主办方除组织讲座、研讨以外,更加注重实地的宗教考察和体验。还以北美某基督教学会为例,2001年以来,该学会已经连续举办数届“美国宗教与文化暑期高级研讨班”,每届研讨班都有10位左右的中国学者组成,其中不少都是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宗教学及相关学科系、研究所的领导人和学科带头人。比如,在2002年的第二届研讨班上,共安排了八次讲座,分别由波士顿大学神学院、圣公会神学院、环球圣经公会和大使命中心等机构的中美神学教授和牧师主讲。此外,研讨班还组织了一系列考察和体验活动,包括参观早期欧洲清教徒到达美洲乘坐的五月花号船和居住的普利茅斯等历史遗迹,探访美国东西两岸的近20家中美教会,与教牧人员进行深入的对话和交流,其间还参加了四次仪式各异的基督教主日崇拜、七次团契和查经活动、一次布道会,亲身体验了基督教丰富多彩的敬拜活动和宗教生活。在随后的几届研讨班上,又渐次增加了拜访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接触美国国会和政府人士,参观各种类型的华人教会和家庭、感受华人同胞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等内容。

对于这个研讨班,主办者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提供一次亲身考察、理解、感受和认识美国宗教文化与社会的机会”,这“对于他们认识美国的宗教文化,反省中华民族的历史、现状以及更加全面地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思想启迪”。参加研讨班的一些中国学者也不负其望,一方面表示“现在对美国的基督教有了更具体、更切身的认识和体会”,从中“看到了信仰的力量,看到了信仰如何使他们的生命变得喜乐与丰盛、更有意义”;另一方面认为“这种美国经验,对当下中国大陆,可鉴之处甚多”,“把基督教中有益于社会、个人的文化精髓发扬光大是有必要的,对于中国的进步和人民的幸福也是有价值的”,“这对于重构中国当代社会的信仰体系和价值坐标不无启示意义”。更有学者坦言:“我曾追随尼采,大声疾呼杀死上帝。通过这次暑期研讨班,今天我坚信上帝是永生的,随时都有能量爆发的无限生命。上帝活在美国的宪法中,活在美国人的心中,活在所有基督虔信者的灵魂里。上帝从内在与外在将我塑造,我失去了自卑感与孤独感,我充实得每一个细胞都有了灵性,我用上帝的他性实现了我性的升华。”

四、开设“知识性”、“学术性”的宗教课程和讲座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范围和进程。近年来,在所谓的“宗教文化热”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各大学只要条件许可,都纷纷开设有关宗教的课程,选修这类课程的学生也越来越多,因此常常需要限制名额来控制规模。有些同学即使未曾选修这类课程,也会抽空去有选择地听一些自己感兴趣的内容。”[20]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在高校开设宗教知识、宗教文化的课程,本来也是其题中应有之意,但这些课程一定要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为指导,在扩展学生知识和文化视野的同时,要有益于学生掌握党的宗教政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可在现实中,并不是所有开设这类课程的教师都能做到这一点。有人认为,给学生讲授宗教要客观、理性,而客观、理性就得保持“中立”、走出“偏见”,“对宗教进行批判恐怕不太好,会使人误解为干涉信仰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一些宗教知识的课程只是以神秘主义的态度去说明宗教,而不是科学地揭示宗教的起源、本质、发展规律、消亡条件;一些宗教文化的课程也只是侧重于介绍宗教对哲学、文学、科学技术乃至饮食、民俗等的积极影响,而对其阻碍文化发展、科学进步的一面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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