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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宏站:儒教中国的法伦理现象反思——有关“礼法”的批判性疏解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41 次 我要收藏

庞德在他著名的《道德与法律》一书中写道:“今日,我们正目睹一场刚开始的回应,它针对的是历史法学派的法学悲观主义和后期分析法学派的法学惰性。对公认的法律规范集合体进行系统化,以及通过分析找出其逻辑预设的工作,已经在着手进行。”[1]庞德描述的是上个世纪初期在西方特别指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学界对法学基本原理和已获得公认的法律规范集合体的研究所采取的态度和行动趋向,正如庞德所言,西方的法学理论家们是在综合历史法学派和后分析法学派的成果基础上展开他们的研究的,其当代表现就是社会法学派的建设性成就和新自然法学派向古典自然法学的局部回归。

从法伦理的角度切入对中国传统道德、律法与政治文化的考察与反思,或许也正是要克服当前学界的一种悲观主义意绪和盲目乐观的“法学惰性”,无论是杰出的中国法学家们一次次强调传统的重要性然而又迅疾地转入怀疑和否定,还是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类型的学者对传统所采取的坚决不信任的态度,他们的道德文章、政治意念和未尝没有失于空疏和武断的“法律科学”研究工夫,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看清了历史的真实并且真正抱着亲切的态度深入到了传统的内部呢?在我看到某位学人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哲学对照儒家的“天道”思想并试图以此进入对“礼法”的探究时[2],在我看到更多的专家们仍然不知所谓地拿起西方法哲学与社会哲学的洋枪向中国的法律和道德、政治文明传统开火时,我坚定地认为到了对这一肤浅和庸俗表象的始作俑者们进行有力还击同时当然也就是要组织火力对我们自己的大传统进行有效防卫的时候了。批判和否定的工作是从“五四”开始的,九十多年过去了,我们似乎还在新文化运动诸贤们划定的圈子里和他们革命性思潮的阴影下各自为战,随着民族自信心的回归,我们有更重要的工作来做,我选择从对“礼法”这一儒家伦理律法化问题的核心范畴来展开对整个文明系统内部规则体系的总体考察与审慎研究[3]。

  一、“礼法”的历史与哲学解释

任何对中国古代乃至于近现代的法律、道德与政治文化传统进行研究和反思的工作都无法回避对“礼法”进行全面观照与深入考察,“礼法”问题是儒家伦理律法化问题的核心所在。对于“礼法”,我们可以从制度、风俗与民族精神三个层面进行反思,而在反思之前,笔者拟先对“礼法”做一个历史与哲学上的解释性描述[4]。

从历史上来看,“礼法”首先和华夏族的原始部落规则体系直接相关,在汉字记载尚未出现的神话和史诗时代,我们的民族必定有过相当丰富的规则、习俗。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原始部落的社会秩序主要由成员对习俗的自觉遵从、成员间部落间经济上的自利和互惠以及首领和巫师主导下的原始法律三个部分有效支撑[5]。在我国最古老的历史典籍《尚书》中,也简略地表现了维持原始氏族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体系的形成或制定过程。《尚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迹从帝尧开始,“尧典”一章中没有明确涉及“刑”、“礼”的内容,主要记载了“历象日月星辰”和观察季候授民劳作以时以及治水、“降二女嫔于虞”等政事;在“舜典”章中,明确载有“修五礼”、“作五刑”、“典三礼”等与“礼法”有关的内容,舜命皋陶掌刑罚、伯夷典三礼,而在“皋陶谟”一章中则明确地并列提出了“五礼五庸”、“五刑五用”。尽管对于《尚书》的真伪问题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论,但是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记载我国上古历史最早的著作,《史记》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以及“周本纪”的一部分,其素材也主要来自《尚书》,而在五帝之后的夏朝和商朝,根据《尚书》记载关于“礼法”的内容也基本上再没有出现更多详细的材料,但是“礼”的具体形式和内容的变迁肯定是不断发生着的,孔子就曾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

《礼记.标题疏》中说:“礼事起于燧皇,礼名起于黄帝。”“礼”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经常出现,根据其字形判断确与祭祀祖先有着直接而且至为密切的关联,因此可以说商代的礼还没有脱出奴隶制王朝祖先崇拜的社会性质。“礼法”观念上的真正成熟是从周公“制礼作乐”开始的,《尚书》“洪范”篇在总结商纣灭亡的原因时提及的“五事”、“八政”就包含了后世“礼法”的基本框架,而周公在“大诰”、“酒诰”、“洛诰”、“立政”、“周官”、“君陈”这六章中阐发的思想与甫侯所作、以穆王名义发布的“吕刑”合而观之,正可以构成“礼法”的原初范型。

现在我们通常所说的“礼法”,大抵是指由“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组成的儒家礼经,其中蕴涵的理念和思想渗透到尊奉儒术的历代律法中所构成的社会规则体系。根据儒家的说法,礼经中记载的内容都是对周朝之礼的传承与阐发,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即以“克己复礼”为最重要的使命和责任。这里所说的“复礼”也就是要复兴由周公制定并经过有周一代的检验和不断完善而流传下来的礼仪范则。“三礼”的成书年代都不能完全确定,朱熹说:“如《仪礼》十七篇,多是士礼。邦国人君者仅存一二。遭秦人焚灭之后,至河间献王始得邦国礼五十六篇献之,惜乎不行。至唐此书尚在,诸儒注疏犹时有引为说者。及后来无人说着,则书亡矣。岂不大可惜。”(《朱子语类》卷八十四)《仪礼》被朱熹称为学礼的根本,所记载的主要是士礼比如说“冠礼”与“邦国礼”也就是天子、诸侯之礼,其中邦国礼的部分在汉代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但在“春秋经”和“春秋三传”中还有许多现实的表现,如各诸侯国之间外交应对的辞令和礼节。至于士礼,则主要通过编纂于西汉的《礼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存,《礼记》本来只是汉代的两位儒者戴德和戴胜收集“经(指《仪礼》)不备”和“经外远古之言”编撰而成的方便门人学习“仪礼”的教材,后来由于《仪礼》本身过于繁琐被后人冷落而得以保存(贾公彦:《仪礼疏.士冠礼》)。《周礼》发现于汉武帝时,又称《周官》,书中记载了周代的政治制度或是作者本人心中的“理想国”蓝图,主要包括治官的八法、八则、八柄,治民的八统、九两,理财的九职、九贡、九赋、九式以及兼统三者的六典。《周礼》被《四库全书》视为三礼中最重要的典籍,方苞评价其“合教、礼、政、刑、事而成治,治之使各得其分谓之均。”[6]

“礼法”从它幼稚的原始形态到周秦两汉间最终趋于成熟和稳定,随后成为中国两千年间最重要的统治模式和牢不可破的社会意识框架,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秦汉以后的统治者基本上都依循这一模式实行他们的专制统治,古代社会的人们也很难超越这样一种社会意识框架去看问题,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最终的结果都只能建立一个同样以“礼法”为基础的封建专制王朝就是生动的明证。

再从哲学的角度对“礼法”做一简要的分析。中国古代的“礼法”从法哲学的角度看很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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