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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剑铭:自然法、契约论与内圣外王——儒学社会学的观点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86 次 我要收藏

摘要:自然法与两种契约论,形成了近代以来西方宪政的理论基础。在西方主流社会中,二元绝缘性构成的秩序,是个人主义精神支持的国家意识形态与私有制本质的契约论形成的政府之间的宪政关系,“秩序”这个概念就具有了现代法哲学的特殊意义。只有在中国学术思想的视域中,才能理解从丛林动物到社会化的人类——这一人类化过程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在中国文化中,个人与社会的同一性是历史自然性与人自为的伦理道德精神的整合实现,内圣外王作为儒家的文化的理念,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文化与政治整合的渴望和现实中的努力。中国社会政治中“儒表法里”的内外两重性与西方社会中的二元绝缘性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

  一、自然法与两种契约论

西方近代的启蒙以理性的光辉照亮了中世纪的黑暗,但这只是“复兴”了理性应占有的王国,那个时代杰出的思想家们仍然保留了对上帝的敬仰,在他们的著作中,以各种方式把理论前提贡献给了一个理性上帝,这个伟大的前提,就是以“自然法”名义出现的西方文化的本质——知识理性。自然法不是自然的法律,而是由大量的理论所论述的思想体系,用以解决人类从动物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人的社会状态,在这两种绝然不同的分割后面存在的一致性问题。所以,在自然法这个术语后面,是无数深刻的思想和缤纷的理论。

霍布斯认为,每个人从常识出发就可以理解和同意自然法,洛克直接说理性就是自然法。合乎人性和理性的制度就是合乎自然法的制度,这就是将自然法当作了不证自明的公理,但无论从学术思想还是从历史过程看,自然法是一个观念体系,这种情况表明,自然法本身具有理论前提起源上的困惑。从理论直觉上说,自然法可以较容易地引伸为自然权利、天然权利、被创造的权利等,但是“权利”同样是个难以解释的概念,实质上,贯穿自然法和权利这两个概念的是自然、神和人所共有的“西方理性”:自然状态是先验理性下的自然和谐,超验理性是绝对的神性,知识理性则是人的本质,这样,经过不同的诠释产生了种种不同的理论。古典和近代的学者,实际上都把自然法认定为自然与理性同质,也就是认定人的本质是理性——这一“自然”前提,而这个本质在西方文化中最终超验地归于上帝而成为信仰,所以,自然法是理性上帝,因此,它又被称为理性法、永恒法、上帝法。

在现代人看来,大自然是人和所有生命共有的,而人区别于动物是人具有心灵这样一种精神世界,人类以社会生活方式脱离于动物世界,但人类的精神世界与自然世界的本质性关系,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从科学的立场出发,人源于动物,这已成为常识,但科学只能观察、思考和解释客观性存在,有关人类与动物之间体质和生理上的同异,已有了很多的研究成果,但人类的精神世界却不在任何解剖刀和显微镜之下,因此,科学对神学的谦虚只是一种无奈;另一方面,自然法这样一个逻辑性的体系,与社会现实中最重要的事实——权利和权力结构之间难以吻合,自然法的抽象性与社会现实中法的实践性之间,仍缺少过渡环节,实际上,这个任务是由契约论承担的。

自然法既不是神学,也不是科学理论,而是一种法哲学,即超验的和先验的理性与人类人性化一致性原理,从而解释从动物的自然状态到人的社会状态的转变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机制的理论——契约论。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自然法实质上就是克服人性与神性的必然分裂、维持社会意识形态统一的理论,把激烈的变革精神实现在理性的政治行为之中,为剧烈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平稳的意识形态过渡, 即以意识形态革命代替了社会暴力革命。神学和科学对此都无能为力,自然法和契约论实际上以法哲学的性质,承担了这个伟大的任务。自然法并不是真接以法哲学的形式出现的,从儒学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隐含的法哲学性质,成为了近代以来西方主流社会政治制度中基本法——宪法的前提。

自然法的理论根基是西方文化的本质——知识理性,而这是科学和神学能够共享的。我们可以从大量的对自然法阐述的理论中看到,动物状态(包括混乱和冲突)在自然理性的意义上是秩序,而社会状态在人的自觉理性上也是秩序,自然界的法与社会中的法是自然一致的,这种统一性就是关系和关系过渡中法哲学意义上的理性。

真正具有理论意义的论述,是从社会结构如何区别于丛林状态开始的。近代大多数大思想家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人的社会性起源都进行了认真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这二个方面。对于理论家们,真正困难并不在于个人权利的起源——这是自然法理论的任务,而在于个人权利与社会权力的关系和这种关系在现实社会性中的构造:从现代法哲学的观点看,个人是社会的本质,而权利和权力就是现实的社会关系,但从理论上弄清楚并不容易,其中关键在于个人的社会性如何从自然性中合理地导出,并将这种理论上的逻辑性吻合于社会现实中的体制结构,这就是契约论。

实际上,契约论是一个半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是从文化传统、社会现象、政治现实等多方面,进行提取、抽象和理论演绎完成的。自然法与契约论之间并没有严格的演绎关系,大体上是在概念内涵方面对“共识”的直接征用,再进行理论上的发挥。比如,霍布斯就是这样展开的:“著作家们一般称之为自然权利的,就是每一个人按照自己所愿意的方式,运用自己的力量,保全自己的天性——也就是保全自己的生命——的自由。因此,这种自由就是用他自己的判断和理性认为最适合的手段,去做任何事情的自由。”(霍布斯利维坦第十四章 论第一与第二自然律以及契约法)这样,就直接把自然天性的“自由”,经由“理性”这只上帝之手,点化为社会中的“权利”。他定义“权利的互相转让,就是人们所谓的契约”,但这种集合式的转让并不是合同(Contract or Bargain)意义的契约,合同契约基于个人所有权的转让(参见周剑铭:中国思想与法哲学——社会制度文化论)。在霍布斯的契约论中,上帝的理性由人的意志直接表现,人们由自己的意志自主而集合缔约,这实质上是盟约(协约或公约 Covenant),盟约基于精神意志。卢梭的论述与霍布斯大体相似,不同处在于,卢梭强调个人意志集合形成公意,即“主权在民”的权力,而霍布斯完全依靠自然权利转化为国家权力。实际上,这两种性质的国家是全社会的制度性组织,这种盟约性质的契约论导致了凌驾于整个社会之上的绝对权力,所以,霍布斯比喻为“利维坦”这样的国家机器。

洛克的契约概念与此不同,基于财产权利转让的契约是合同,这种契约论产生了功能政府的概念。权利首先直接表现为财产私有的权利,而权力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社会关系,契约基于对权利的让渡,权力关系在人与人的契约关系中形成,这种权力的产生是人的理性所赋予的功能,即从个人私有权利的让渡而组织成功能政府,这种功能政府产生的本质就是合同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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