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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天祥:宗教哲学方法论的理论探索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92 次 我要收藏

哲学是爱智之学,宗教哲学是以智慧思虑、认识无限或本体之学。智慧是如何认识无限的进路,或者说怎样实现终极关怀的合理性过程。就学术研究而言,宗教哲学显然是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哲学的研究方法及领域可以概括为疑虑、诠释、比较和体悟四个方面。

  一、疑虑

人类的智慧不会囿于有限的感知,对无限的向往与好奇是宗教、哲学,也是科学发生的内驱力或者说策源地。宇宙之大,事物之千变万化,令人不可思议、眼花缭乱,无时无处不引发人的惊讶与发问:怎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不是那样?如何才会成为那样?即使对人类自身,既不能知死,也难于知生,只能感叹“逝者如斯”,“生死事大”,“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有人说,哲学源于惊讶,力图超越有限,领悟无限,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的宗教正是基于对有限的怀疑而思虑、期盼无限的。更何况,感觉经验,理性认识也常常会给人们传递某些错误信息。宗教不是植根于“信”,而是发端于“疑”的合理性过程。宗教哲学尤其对超越有限的“无限”的理性思考,是以对“有限”的怀疑为前提的。没有怀疑就没有思虑,没有思虑就没有认识,没有认识就没有所得,也就没有人类思维与社会历史的发展。笛卡尔所说“怀疑一切”也是这个意思——怀疑不是目的,而是荡涤习焉不察、习以为常的错误认识和错误观念,为思想的发展清扫出一块空旷之地。胡适的“大胆假设”显然是建立在对以往一切现有思想怀疑的基础上,“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哲学研究就是要“于不疑处有疑”,于疑处才能审思释然。试想,释迦若不虑疑人生之苦,哪里有觉悟的追求?老庄若无对现象世界的怀疑,怎么能产生恍兮惚兮的“道”的猜测?进一步说,没有对纯粹的基督教信仰的怀疑就没有系统的基督教神学的产生和基督教哲学的发展,也就没有西方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渗透与亲合;没有对印度佛教的审视就没有对其改造和理论的增益,也就没有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国哲学的丰富和对中国人生观念的重铸。可以说,哲学、宗教哲学的发展,都是在疑虑的母腹中孕育并产生的。而且,几乎所有的哲学、宗教哲学命题,都可以提出一个截然相反、同样合理性的命题,予以质疑和挑战。所以,原本寻求终极真理的哲学、宗教哲学,从事物存在的无限性而言,都不可能成为终极真理。

严格分析,疑虑不是哲学、宗教哲学的具体方法,只是通过怀疑,以无限的观念审思制度化宗教理论的合理性来衡量它的价值、发挥它的效用。因此应当说疑虑是哲学、宗教哲学研究思维的前提或必要条件。

二、诠释

以本体标识的无限,虽然不仅仅是思维中的概念,但在有限的现实生活中,有限语言的阐释中,毕竟还是哲学的概念或范畴。回答本体是什么,自然无法像回答有限事物那样,“拿证据来”,而且有限的语言常常不足以表述本体或无限的真相,所谓“道可道,非常道”,“说似一物即不中”是也。尽管西方哲学,特别是基督教哲学视语言为本体。但是,从不满足有限世界、有限生存方式,力图摆脱有限的人类理性,尤其是哲学思维,还是要讲超越有限的存在,即说“不可说”而有本体的诠释。正因为如此,诠释则如万花筒色彩斑斓、光怪陆离,表现了它的多样性和它的繁难艰涩。统而言之曰肯定性诠释和否定性诠释,佛学谓之表诠和遮诠。

  1、肯定性诠释

首先是推理,用逻辑的方法证明作为无限的本体,如上帝、道、理、心性之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性质。由个别推论一般,而有归纳;由普遍推衍特殊,而有演绎。前者尚官感,置个别事象于推理之前,最终有事物普遍性质的结论;后者重心思,以一般性的命题为予设,继而推导出个体事物的特殊性。或以因果论相推导,因而生果,果而有因,如上帝创世,上帝以第一因而得成立;道生一,终至三生万物,物是道之果,道是万物因。或设一物为本体,继以正、反、合反复辩说。此为先验的,佛教学者称之“结论后之研究”,用胡适的话说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谓求证,实在也包含了类似求证的推理。至于儒家性命天道之说,天命而性,率性而道,也属于辩证的逻辑推理。佛教的缘生之理,以因缘相合而结兹果,果为因之果,因为果之因,说明事物互为因果,表现明显的非本体倾向,表面看似因果论,本质上却包含了远比一般因果论多得多的辩证思维。

推理就要靠逻辑,无论是辩证逻辑还是形式逻辑,严密的逻辑既可以避免不全归纳,也可以扬弃无效的演绎,获得不可能通过有限感觉,以有限事实证明无限的本体。辩证逻辑如理学的“理一分殊”,佛教的名相分析等不一而足。名家的辩证思维在中国宗教哲学中也有它的一席之地。至于形式逻辑,西方的三段论、墨家的三表法(其实它包含了辩证逻辑),在中国宗教哲学中,也是不可或缺的方法;佛教的因明,以宗、因、喻三支说法,形成并完善为系统的逻辑规范,不仅为佛教哲学,实际上也为中国宗教哲学、中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提供了诠释的手段。类比也是一种推理,但在宗教哲学中,也是寓比较、譬喻于其中的推理。如以人的属性升华,类推神的属性,所谓止于至善者。它包含了更多的或然性,自然宜谨慎运用。其次是分析。哲学既然是本体之学,当然也是探求事物普遍性质之学,从方法论的角度讲,哲学就是概念分析。所以不仅要解析本体,而且要诠释本体以及与本体相关的名相,即指称本体和事物的概念。章太炎说法相之学“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名自然是概念,相虽不同于名,但并非事物相状的本身,也是指称相状的概念。由此可见,概念分析是哲学和宗教哲学的主要方法。固然,无限或本体不可以“名”言,是不可道的,语言无法反映超现实的本体的真相,但是,人类毕竟生活在不同的语境之中,凭借语言符号传递信息。而且,语言在特定的条件下,也能够超越它的本身,从根本上改变指称对象的性质,将特殊性消融在普遍的规定性之中。本体、无限,以及空、无、理、道、心、性等概念,正是藉语言表述的超越有限,“意在言外”的存在。中国玄学的言意之辨,佛门的“妙万物以为言”,“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都在于实践或说明,本体的无限性虽“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突出了概念分析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佛教超二元对立的“中”的观念就是建立在对现象世界的“空”、“假”分析的基础上的必然结论;着重分析logos、calling、 original sin、道成肉身、三位一体、属性交流、因信称义诸多概念。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无论儒、道、释,“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也都是对概念的条分缕析。尤其是西方本体诠释学(Onto-Hermeneutics )在中国哲学中的应用,才促进了当代新儒家的崛起。显而易见,概念分析也是中国宗教哲学的常用方法。诠释本体性质,分析体用关系,分析事物的相状,首要的任务是对各种同类的、不同类的,相似的、相异的概念做精确的分析,如体用、道器、谶纬、知行、天人、名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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