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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琦: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03 次 我要收藏

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既有正面的积极影响,也有带来很大的冲击和问题,面对改革开放对教会带来的各种影响,作为中国教会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很大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三自”的原则应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对“异端”一定要作出区分,不能扩大打击面;对于教会分裂的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神学思想建设要允许多种神学思想共同发展;同时,要高度重视中国广大农村教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中国教会也必须要以改革开放的心态来适应时代的需要,真正做到与时俱进。否则跟不上当今中国社会发展进程,并将与整个世界形势相脱节。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全面实施改革开放。而在这二十多年间也正是世界全球化的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之相呼应,并受到全球化的影响。因此改革开放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全球化对中国基督教会的影响。

一、改革开放对中国教会的积极影响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加强了国际间的交往,打破了国界,拉近了中国人与世界的距离,使国人打开了眼界,开扩了人们的思路。中国教会在这方面也深受其影响,使教会更加开放,由此带动了一批思想较为自由的教会人士和平信徒,尤其是教会内的知识分子接受了更多的宽容和民主精神。具体而言,全球化给中国基督教会带来的积极影响有:

1.打破了中国基督教会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加强了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的联系。解放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教会与世界基督教会基本切断了联系。在一般中国人的心目中基督教同帝国主义一词直接相联系。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多,电脑的普及、国际间的交往十分密切,人们对基督教的认识也逐渐在改变。教会的活动余地也较之过去有较大的空间。教会人士经常去国外参加各类会议,与此同时,他们也邀请国外的教会团体或个人来华交流。一些神学院也经常邀请国外学者来华讲学或开办讲座。中国神学生走出国门,留学欧美的人数剧增。不仅如此,通过国际间的交往,近年来,中国有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有些人接受了基督教。其中有一批在国外非宗教专业的留学生改学基督教神学。近年来中国教会与国外交往之频繁可以从全国两会的活动中反映出来。“据统计,从1997年到2001年底,全国两会共接待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会和个人来访261批,3301人次;同时也派代表团出访计112批,295人次,在与普世教会的交往中增进了友谊。”实际上,通过这些交往不仅仅是增进了友谊,更多的使中国教会去了解世界基督教的发展状况,能更好地吸取和借鉴国外那些有利于中国教会发展的经验和思想,包括神学思想,并促使中国教会领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特别是神学上的思考。与此同时,通过这些国际间的交往也使世界更了解中国教会和社会,消除了许多误会,使中国教会被普世教会所接受。90年代中国基督教会重返世基联并成为重要的一员就是一个明证。

2.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教会领袖们去思考中国基督教会处境化的问题。“处境化”一词本身可以说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虽然该词是六、七十年代曾任世界基督教联合会神学教育组的负责人Shoki Coe首先提出的,但由于中国教会长期与世界隔离,直到文化革命结束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初,这一词语才得以传入中国,并颇受中国教会领袖的欢迎,认为它较之本色化更有立体感和时代感。原金陵神学院副院长,基督教神学家陈泽民先生说“这种研究方法强调,‘要对基督教的圣经、福音和它传播时所处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之间的契合点做详尽的研究’。这种思想意味着,我们应当格外注重现在。”实际上在人们进行“处境化”研究时,很少考虑到它与本色化之间的区别,因此也许可以把它视为“本色化”在当今的替代物。中国教会在20世纪20年代曾发起了本色化运动,此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一运动并没有持续下去。

1949年之后,中国教会以三自运动取代了本色化运动。这一运动在五、六十年代带有较为强烈的政治色彩。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的影响下,中国教会的思路较以往更为开放,对处境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处境化要求教会与所在地的社会与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相适应。对中国教会而言就是与中国当前的社会与文化相适应。中国社会最大的特色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这制度下,教会要求生存发展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中国人民有备受外国列强欺压的经历,因此自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特别强调国家主权,民族独立,对教会提出的要求首先是要与帝国主义划清界线。随着时代的变化与开放,很少有人提帝国主义了(近年来在这方面又有了变化),但政府要求中国教会必须做到独立自主,在组织上不与国外教会有任何隶属关系,而对信徒则要求必须爱国,做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教会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必须配合服从政府。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很大的不同是:宗教信仰在全国人民中只占少数,尤其是以往作为“洋教”的基督宗教更是占人口中的少数。即使今天,“仍有不少中国人认为基督教是‘外国人的宗教’”,“尽管据估计目前中国约有两千万基督徒,但与全国人口相比,基督徒的数量仍是绝对少数地位。而且,中国教会也有老人多,妇女多,文盲多,经济状况差的人多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基督徒大多是在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中被社会边缘化的一群。而且,他们往往也乐于这样地被边缘化,甚至主动地自我边缘化”。在这样的处境中,中国基督教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与“不信者”之间搞好团结,对不同信仰的人要坚持互相尊重的原则。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国教会提出了在处境化中四个必须,即“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必须实行爱国爱教;必须努力增进团结;必须大力落实‘三好’(治好、养好、传好)”。只有这几条做好了,中国教会才有前途,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否则就会被社会淘汰。

实际上,当前中国教会的神学思想建设也主要围绕这些主题展开。中国教会领袖认为中国教会的处境化或者说“三自”的经验在某些方面还为普世教会作出了贡献,例如丁光训主教就说,中国教会有几个高点:一是揭露了西方对华传教活动同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关系,提高了广大信徒的反帝爱国觉悟,提出教会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路线。当时在世界范围中传教士威望特高,中国教会首先造他们的反,指出西方传教运动为帝国主义服务,并宣布我国教会独立自主,这种勇敢大胆的行为,惊动了全球基督教。二是我国的三自运动也对西方神学界“新传教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提倡新传教学的人用反省的态度,对传统的传教组织,差会和传教思想提出了批判,认为亚非拉各国教会的办教权在本国信徒手中,而不属于外国传教士,由此提倡好好研究中国的三自运动。三是提出办好教会。发起三自爱国运动就是为了办好中国教会创造条件,中国基协更是为办好教会提供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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