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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54 次 我要收藏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我国,经魏晋至隋唐始臻极盛。由于佛教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文化结构与中国不同,要在中国立足,必须经过一定的改造和更新,这就是佛教的中国化问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魏晋时期,佛学依附于玄学,经南北朝才独立发展,到隋唐才完成了中国化。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仍有讨论的余地。
佛教传入中国,必不可免地与中国固有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相抵触,其中主要是儒家思想及其变种。从秦始皇“以吏为师”确立法家的地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两汉经学的兴衰,到魏晋玄学的流行,其间经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明显地呈现出一种运动变化的系列。隋唐之际佛教独步青云,也不是偶然的,只是这运动中的一环。只有这样考虑才能完整说明佛教中国化问题。
一、从兴佛与毁佛看佛教中国化
佛教是否中国化,关键就是看它是否适应中国封建社会发生发展的状况。佛教的兴起,首先是统治阶级提倡的结果,然而佛教的发展,又和统治阶级构成矛盾,因而时常遭到禁断。
中国封建社会的矛盾一直很尖锐,统治阶级的穷奢极欲,经常迫使人民群众铤而走险。统治阶级就是利用劳动人民绝望的心理,向人民推销精神毒品。东晋时期大臣庚亮认为佛教“殊俗参治,怪诞杂化”,用晋成帝的名义发布诏旨,限制佛教。大臣何充说:“有佛无佛,固是非臣等所能定也。然寻其遗文,钻其要旨,五戒之禁,实助王化!贱昭昭之名行,贵溟溟之潜操,行德在于忘身,抱一心之清妙,……弊无妖妄,神道经久,未有其比也。”这位大臣连佛到底有没有,都断定不下来,却要鼓吹佛教,原因就是佛教禁断人们的欲念,不准百姓有生存的想法,忘却自身,为统治阶级服务,因而可以从思想上控制人民,有利于封建统治。这就是为什么统治阶级要极力提倡佛教。
东晋和南朝的大部分皇帝,都是提倡佛教的,到梁武帝萧衍时达到了顶点。萧衍总结了政权动荡的原因后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寻找适合其利益的意识形态。萧衍一面大力提倡儒家以维护纲纪,一面又著书立说,宣扬佛教。据《梁书?本纪》记载,萧衍“笃信佛教,制《涅槃》、《大品》、《三慧》诸经,累数百卷,所览余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学,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余人。”主持编修了五千多卷译注经。萧衍还三次舍身同泰寺,由群臣用重金赎回,把佛教抬到了与孔子同样的高度。这种舍身行动,还有沈约等世家参加,形成一股逆流。
经过统治阶级的极力提倡,南朝佛教空前兴盛起来。桓云说:“京师竟其奢淫,荣观纷于朝市,天府为之倾,名器为之秽黩。避役钟于白黑,乃至一县数千,猥成屯落。”一县有数千之众,这还只是在东晋,萧衍时期,国家财力确到了“天府为之倾”的境地,一次赎身,就达一亿!
寺院经济的强大,削弱了封建国家控制的人口和土地,不利于封建统治,造成国库财富空虚。封建国家也多次禁断佛教,限制其无限制发展,其中以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周世宗三次规模最大。
太武帝崇信道教,听了大臣崔浩的意见,严厉灭佛。“后魏时,太武帝四征长安,以沙门多违佛律,群聚秽乱,乃诏有司,尽坑杀之,焚破佛像,长安僧徒,一时殊灭。自余征镇,豫闻诏书,之匿得免者十一二。”这次打击,佛教损失惨重,只是由于达官贵人们的包庇,僧侣才没被杀光。但结果怎样呢?除了太武帝以外,北魏诸帝都是信佛的,到了他儿子手上,又开始恢复佛教的势力。太武帝时,平城仅有寺院约百所,四方6478所,僧尼共计77258人,势力并不很大。半个世纪以后,宣武帝时,北魏就有寺院13727所,翻了一番。魏末,洛阳一地就有寺一千余所,全国三万余年,共有僧尼达二百万人。而当时整个人口不足二千万。太武帝灭佛本身和寺院经济的庞大力量,恰好说明了佛教在北魏的巨大势力。
魏末到东魏和西魏,经过战乱,佛教的势力虽然受到打击,但动乱从另一方面又加强了佛教的扩张。北周武帝在继续进行了一系列巩固封建国家的改革中,宣布再次禁断佛教,这次解放了三百万人。
以上两次灭佛事件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太武帝以后佛教势力猛增,超过了原来几倍。周武帝灭佛以后,杨坚称帝的第一年,就“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而京师及并州、洛州等大都邑,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天下之人,从风而糜,民间佛经,多于六经百十倍。”试想,佛教不适合中国的情况,保持印度的面目,怎么会以连绵不断的声势,不断高涨地存在数百年,并且历经统治阶级大规模的禁毁命令而不绝?这就说明了佛教反映了善良群众的痛苦愿望,在魏晋以后中国化了。
唐朝以后,佛教实际上成了为统治阶级制造理论根据的工具,介乎儒家之上。唐太宗本人并不懂多少佛经,却说“佛道玄妙,圣迹可师”,僧侣从太宗开始享受的殊礼,如步迎玄奘,武后与神秀同辇。更是当时的“大儒”仰而不可及的。
唐武宗迷信道教,在宫中筑九天坛亲受道士赵归真符篆,在道士刘云靖等人的鼓动下,下诏“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佛教寝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为理由禁断佛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五千人,收田数千万顷。这是封建国家对佛教的胜利。
唐中叶以后,社会动荡不安,禅宗发展起来。后周世宗时,为了加强国家财富和人口,以“节俭”为名,限制佛教的发展。世宗灭毁,是几次大规模灭佛运动中最宽裕的一次,保留了皇家赐匾的一万多所寺院,然而世宗灭佛的成就,却出乎意料的大。宋代建国以后,太祖太宗极力提倡佛教,编修整理佛教的经典,禅宗却不如唐时期能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主导的一席,僧侣数量尽管很大,却不过三十万人。佛教从此一蹶,不再复振。若按禅宗完成了佛教的中国化,适应中国情况的观点来看,在经济基础没有任何改变的宋代,中国化的禅宗怎么会让位于后起的理学呢?从这里,我们可以反证出隋唐佛教的中国化并不存在。
二、从魏晋到隋唐佛学的流变
佛教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扭曲地反映了人民群众对黑暗统治的不满,表达了他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佛教在社会上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其理论的水平,因此佛学达到的高度是判断其中国化的主要依据之一。佛学从魏晋到隋唐,呈现出一个逻辑发展的序列。从整体上把握这种序列,恰好说明了佛教在中国立足是在魏晋,而不是隋唐。
魏晋时期,统治阶级意识形态是玄学占主导,但佛教和道教也参加了这场角逐。我们考察的要点,就是佛学和玄学的关系。
1、玄学与佛学的合流
玄学的主要思想,就是讲“体”和“用”的关系。以“无”为体,以现象世界为用是占主导的流派。佛学传入中国以后,首先的问题是如何解释“佛”等问题。佛学是以“空”为核心歪曲现象世界,因此二者在唯心主义本体论上有契合的可能。
东晋时期,影响最大的道安和尚首创了“本无”一派,以绝对的“无”解释佛教的经义。他说:“执道御有,卑高有差,此有为之域身。非据真如,游法性,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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