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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多元现代性中的儒家传统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41 次 我要收藏

从儒家的立场来反思启蒙心态

20年来,我一直在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是否能够超越政治化的限制、去除糟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对西方的启蒙作出回应,并与西方的现代价值相匹配?张灏曾指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严厉批判,他提出要从传统的价值角度来反思现代化。我的想法就是从儒家的立场来反思西方的启蒙心态。关于启蒙,西方很多学者将之作为一场运动,哈贝马斯则认为它是一个还未完成的计划。在这里,我们既不把它当作还在发展的一个计划,也不把它当作一种运动,而是看作一种心态。这种启蒙心态不仅影响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它还孕育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此外,包括跨国公司、民间或官方组织,都与启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舒衡哲和李泽厚指出,救亡压倒了启蒙,对此我基本接受。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启蒙被大多数甚至是全部知识分子认为是能够使中国现代化的唯一道路。那么,我们能否从儒家人文精神的角度对启蒙做一同情的了解和批判的认同,我们是否能够通过儒家的核心价值,对启蒙所代表的核心价值做一些反思呢?

在这中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预设:一个中西方间可以进行平等互惠对话的时代也许已经到来。之前的对话是不公平的,实际上,现在的对话条件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我们的力量太薄弱,特别是在文化领域。西方提出了“软实力”的说法,我们也用软实力,但是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这个概念是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仅衡量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还不够,还应包括文化力量,这种力量是软实力,美国在这方面就相当强。中国提软实力并不一定合适,一是因为我们这方面的力量太弱,比美国、欧洲或者日本都要弱很多,甚至美国一个局部地区的软实力都比我们强;二是如果我们要推出软实力,可能会招致更多“中国威胁论”的观点。五四运动时代中国的知识精英常常是把我们的糟粕与西方最核心的价值相比较,比如拿“抽鸦片烟”、“包小脚”、“蓄妾”、“等级制度”、“封建意识形态”和西方的“理性”、“自由”、“法制”、“人权”、“个人的尊严”作比较。我们本来就弱,这么一比,我们就没什么民族自尊可谈了,结果是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完全丧失信心。

传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有很多阴暗面,但是我们在面对传统的时候,不应该持一种全面否定的态度。五四时期大家对传统的批判力度很大,然而,如果以粗暴的态度对待传统,那么在吸收西方价值上就不可能深刻,而如果只是肤浅地认识西方价值,结果很可能只是欧风美雨、比较表面的东西大行其道。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应该从四个向度同时进行,即对传统同情地了解、发扬,对传统进行批评,对西方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充分引进和对欧风美雨加以排拒,它们是一体的,而不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当我们把这四个向度变成两个向度,就是古今之争、中西之争的问题,再把这两个向度集中到一点,就是如何全盘西化。譬如,胡适为什么赞成全盘西化这种偏激的主张?正如胡适所言,假如我们现在说80%西化,那么实际上只有30%,假如说100%,那么实际上还达不到60%。后来他不再用全盘西化,而提出充分现代化。这些一流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了解比较深刻,他们反传统是因为爱国主义的激愤。

如今对西方的启蒙,包括对启蒙心态批评最严厉的,还是西方一流的学者,有解构主义的、环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后殖民主义的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学者,他们发展出来的观点应该是我们方法论据的重要参照。这是当前的基本情况。那么,西方的自由、理性、法治、人权和人的尊严这些核心价值,能否与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传统的仁义礼智信进行对话呢?具体而言就是关于对正义的理解、对责任的理解、对社会和谐的理解这些方面。以前人们对亚洲价值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很多学者把亚洲价值等同于权威主义、裙带关系、缺乏透明度、黑箱作业,但仁义礼智信,这些才是亚洲价值观。如今,西方的人权观念力量很大,成为普世价值,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我认为当前出现了一个新的契机。大概从1968年开始,人类首次看到了地球全貌,它的矿物、植物、微生物、动物,还有水源、土壤、空气,我们都一目了然。这一崭新的视野使得各个宗教传统都有了彻底的转化。举两个例子,一个是基督教,一是佛教。任何当代基督教的大师都不可能说,我们等待未来天国,地球是个凡俗的世界——应该是凯撒归凯撒、上帝归上帝,我们不要再照顾这个凡俗的世界了。佛教徒也不可能说,我们注重净土、彼岸,对此岸、红尘,我们可以不照顾了。所以,如何对地球——我们的家园有一个新的认识,我认为这是儒家最大有可为的地方,在儒家传统中不存在超越突破,至少不能从超越突破看儒家的价值取向。所以,我认为儒家可能在此一世纪发展出一个宽广的人文精神,可以针对启蒙提出新观点。

启蒙心态存在两个很大的缺失,一是从哈贝马斯哲学里看出的,就是对宗教掉以轻心,在科学主义大盛,强调发展科学理性之期,对宗教问题照顾不到。二是自然,它成为一个由人类来宰制的对象,天人合一或人与自然万物一体的思想在这里起不到很大的作用。因此,如今儒家伦理和启蒙心态是不是有一个对话的可能?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强势,虽然目前这个强势可能是想象而非现实,但是想象和理想本身就有价值,能够想象,我们知识的发展空间广大。

所以,我现在想做一个对启蒙的反思的研究计划,它分成几个部分,第一就是回到17、18世纪。据我们了解,西方的基督教传教士,像利玛窦他们把中国文化传到西方,而这个时期中国文化内部也是波澜壮阔的,不必说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和吴宗周这些人了。当时的中国,在伊斯兰教方面也出现了几位大师,如马德新、王岱舆,还有刘智。这些思想家达到的思想水平,不仅完全可以和利玛窦所谓的天主教世界的思想相比,和中国当时最重要的大思想家也可以相提并论,例如刘智的《天方性理》。因此,17、18世纪中国的思想界是非常活跃的。第二是研究西方启蒙时代的思想,特别是启蒙思想家的问题意识。第三则是启蒙心态到了中国以后的影响。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传统中,西方的因素远远超过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虽然现在各方面的国学院和儒学院都在发展,而且这也不会是灵光一闪、昙花一现的现象,但是很多传统思想还无法真正深化。在国学和儒学复兴的氛围中,除了广为流传的大思想家外,再出一些比较有分量的思想家,这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方向,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如果将这个问题再细化,就是儒家传统的创新和人文精神的发展问题,这既包括针对中国这个传统,也针对西方的传统。这个研究计划至少需要三年准备时间才能起步,而且需要大家齐心协力,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可以完成的。西方有一个优点,他们有一批学者,可以说是西方最好的学者,特别重视对传统及近现代思想家的反思,反思康德、反思福柯,每个人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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