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名:
    密码:
转播到腾讯微博

你的位置:首页 > 宗教学

李天纲:从“文化多样性”看民间宗教信仰的合法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347 次 我要收藏

  一、“文化多样性”与“多元宗教观”的确立

“文化多样性”(Cultural Diversity)是“二战”以后确立起来的政治观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2日在巴黎举行第31届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多样性宣言》,其中第一条说:“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个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1】《文化多样性宣言》强调文化的独特性,注意保护少数族群和弱势群体的特有文化,并且把它看作是人类精神活力的一个源泉,同时也是维护精神世界“生态平衡”的必要措施。

“文化多样性”原则的确立,是二十世纪人类思想的巨大进步,也为不同宗教之间的宽容和平等奠定了文化基础。二十世纪以前,西方基督教传教士以“西方文明”为“文明”,以“东方宗教”为“异教”和“迷信”,主张以“科学精神”对亚非拉民族的宗教进行“移风易俗”,改造他们的文化。基督宗教曾经过分强调它的“普世性”,有些传教士不恰当地要宣传西方生活方式,取代当地文化。在中国,最早用西方意义上的“迷信”(Superstition)一词来批评民间信仰的,是明清间反对“中国礼仪”的天主教传教士。1645年9月12日,罗马教廷传信部第一次颁发文件反对“中国礼仪”,认为中国人在孔庙、城隍庙、土地庙、关帝庙、天后(妈祖)庙等祭祀场举行的烧香、献花、供饭、洒奠和牺牲等仪式,都属于“搞偶像崇拜和迷信活动”【2】,都必须加以禁止,天主教徒不得参加。这是西方基督宗教第一次在正式文件中宣判中国人的信仰方式为“迷信”,此后一直禁止中国信徒从事。罗马教廷对于儒家、道教和民间宗教仪式的这项禁令,直到1939年才撤除。

十九世纪到世界各地的欧美基督新教传教士,比天主教更激烈地反“迷信”。他们主张用“基督教征服世界”,靠“西方人传播文明”。除了少数像利玛窦、李提摩太、林乐知那样探索“宗教对话”的先驱人物,一般西方人都秉持黑格尔《历史哲学》为代表的价值观,认为东方宗教是世界宗教的起点,基督教才是世界宗教的终结,基督教高于其他宗教。十九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一般也都认为:既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落后,文化形态也一定落后,需要彻底改造。受此影响,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后推行的“孔教运动”,也主张用基督教标准改造儒家,把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一概斥为“迷信”。

“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启蒙思想家的“变法”武器不再是“西方宗教”,而是更新的“西方科学”。用西方的“宗教”、“科学”来“移风易俗”,改造“迷信”。对于十九、二十世纪残破不堪的下层文化来说,这场“文化革命”具有相当合理性。但是,过度的“文化革命”,也造成了对本土宗教和信仰的歧视。如果说基督宗教的某些信仰形式还被当作西方“文化” 的载体得到承认的话,本土宗教(佛、道教)作为下层市民和农民的信仰,曾经是“移风易俗”的对象,一度边缘化。佛教、道教在《中华民国宪法》中被列人“五教”(儒、释、道、回、耶),作为官方认可的正式宗教。1949年,佛教、道教也被列人“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具有合法地位。因为民国以来政府官员和社会学者一直提倡“五教平等”,虽然官方宗教之间还有相互的歧视,但毕竟不能公开指责为“迷信”。就官方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而言,人们实际上是把“五教”之外的“民间信仰”列为“迷信”的代名词了。五十年代以后, 除了少数民族地区的一些“宗教习俗”受民族政策保护外,更多的基层民间信仰(例如对于祖先、山川、土地、方物、圣贤的祭祀行为)都被当作“迷信”活动, 不断加以取缔、限制和批评,在许多地区消失殆尽。

二十世纪的中国启蒙思想家继承了十九世纪以前基督宗教的“移风易俗”的主张,更加进一步地用近代科学武器“反迷信”。应该说,传教士和中国的启蒙思想家对于民间文化的激烈批判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当时中国流行巫术、占星术、扶乩和种种奇门遁甲之术等祭祀礼仪,从基督宗教和近代科学的价值观出发反对“迷信”,对于确立“科学人生观”和“现代生活方式”都有积极作用。但是,当现代科学主导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以后,民间信仰退出文化主流,已经不对现代生活构成威胁,如果还是一味压抑民间传统信仰和文化,便会使得社会生活变得单调、不自然和不和谐。在这方面,二十年代以来围绕中医在现代医学中的地位争议,是一个较为典型的“反迷信”例子。二、三十年代的大学者,如梁启超、丁文江、陈独秀、胡适、鲁迅、傅斯年、郭沫若等人,都竭力反对中医。1925年,鲁迅先生在《马上日记》中曾说他“只相信西医。”【3】1934年,傅斯年在《独立评论》上也说“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4】考虑到当时的不少江湖郎中抵制西医,还在用巫术、符篆、咒语在治病,确实是有“庸医误人”的情况,这一代思想家反对中医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当现代科学在中国扎根以后,再要否认中医的合理价值就是不理智、不宽容,甚至也是不科学的。事实证明,五十年代以后政府决定保留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体系,不但是保留了一种“文化多样性”,而且对中国的科学、文化和思想的创新,也具有积极意义。

“文化多样性原则”废弃了“基督教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至上”的价值标准,改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观点平等地看待各民族宗教,给二十世纪人类思想带来巨大进步。现在,西方基督宗教还在推广自己的核心信仰和价值观,但是对异民族来说基本上不再是一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压迫力量。当代天主教会已经废除了对中国民间宗教的歧视,允许中国教徒参加祭祖、祭孔、婚丧和其他民间风俗礼仪活动。基督新教教会情况各有不同,大部分的教会仍然禁止信徒参与民间宗教活动。但是,由哈佛大学神学院、纽约协和神学院等神学家主导的“自由主义神学”已经对东方民族的民间信仰持非常开放的态度。举例来说,1995年,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联盟邀请中国道教协会出席“世界宗教与环境保护”会议。1998年6月,美国哈佛大学神学院所属世界宗教研究中心举行“道教与生态”的学术讨论会,注意从道教和中国民间信仰中发现环境保护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者理解的“道教”(Daoism)比国内学界定义的道教要宽泛,包括形形色色的民间信仰和宗教。

显然,人类在二十一世纪达成共识的“文化多样性原则”和“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相联系。保护“文化多样性”,它并非是一场提倡“民粹主义”的“保护国粹运动”,或者说是某种形式的“原教旨主义”,以本土宗教的复兴,排斥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流。相反,按照《文化多样性宣言》,它是在承认人类共有的普遍价值的原则前提之下,努力保存日渐消失的稀有文化品种,以及远古遗传至今的精神基因。保护“文化多样性”,目
的是要防止“文化基因”在今天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中流失掉。在当今人类文化趋于单调的时候,人们主张由政府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出面,保护少数人日渐衰微的文化权利,维持多样性。“多样性原则”维护的是人的自尊,人的权利,并不是抱残守缺,保护落后。与人类的“普世价值”并不矛盾。

保护民间信仰中的文化多样性,并不是鼓励宗教冲突,而是提倡宗教对话,信仰互补。举例来说,1900年中国北方社会出现过民间宗教“反洋教”的冲突。民间信仰曾经被“义和团”借用来“扶清灭洋”,是一场“反洋教”的“原教旨主义”运动,酿成了历史上最大的“民教冲突”(“教案”),几乎要把二十世纪的中国引入歧途,这种局面当然要避免。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民间信仰已经绝无二十世纪初年那样的魔力和危害,当今中外有识之士考虑的当然不是要恢复“民教冲突”,提倡“封建迷信”,而是鉴于世界各地都有少数人群的信仰权利被忽视,被挤压,被歧视的现象,要求加以保护,使得人类众多的宗教,就像人类众多的语言一样,能够继续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人类的“当代困境”,主要不是宗教阻碍科学发展, 而是宗教被科学灭绝。因此,2000年《联合国千年宣言》在第四条中就提出:“尊重所有人的平等权利,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进行国际合作,以解决经济、社会、文化或人道性质的问题。”【6】换言之,我们需要一个与当代科学共存,与所有宗教共生的“多元宗教观”。

自恢复联合国席位以来,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反对民族、语言、性别和宗教之间歧视的提案、公约和宣言。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语言上属于少数群体的人的权利宣言》,把少数人群使用的宗教和语言,作为两项特别需要保护的权利专门提出。2001年11月,中国政府代表在法国巴黎参与起草和签署《文化多样性宣言》。2004年4月8日,联合国在日内瓦讨论人权问题时,中国代表重申支持该《宣言》。

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在西藏、新疆、内蒙等民族自治区内运用具有世界共识的“人权”理论来实施宗教管理。中国政府在联合国的表态和签署,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和施政方式上与时俱进,走向政治文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5年7月,亚洲各国在中国广东佛山举行“文化部长论坛”,发表《佛山宣言》,落实《文化多样性宣言》。中国文化部长孙家正在会上表示,中国政府已经启动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工程,加强对民间文化的收集、整理、保存和编纂工作。确实,几十年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部一直在它的传统职责范围发掘整理和保护少数民族(以及汉族)的文化遗产。但是,各级文化部门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涉及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时候,还有不少障碍,文化遗产中的宗教内容也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进一步展开“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工作时,有关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的合法性问题还必须加以认真的讨论。

  二、“华洋杂处,五教并存”:上海宗教的多样性传统

一般认为,中国的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最丰厚的土壤在农村。大家常常相信由于“工业化”、“城市化”、“西化”,导致了精神生活的“世俗化”,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民间信仰”不是社会主流,所谓“封建迷信”主要是农村传统社会的特征。但是,套用简单“现代化”模式来判断具体案例,容易产生误会。上海确实是个“十里洋场”,“科学”发达,“西化”充分,即使是宗教文化活动, 也是西方基督宗教占主流。但是,我们常常忘记,即使在上海外国人口最多的1940年代,上海95%以上的人口都是华人,他们的基本信仰是本土宗教,主要是民间宗教,而且还相当活跃,形式多样,具有鲜明的城市化特点。

从中国的近代历史来看,上海市民的宗教文化生活相当活跃,并且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多样化。传教士传入的基督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随着外国侨民进人的民族宗教(东正教、犹太教和祆教)固然都是“洋教”,他们在举办学校、医院、出版机构和学术研究等高文化层面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因此对知识文化精英影响很大。然而,上海的本土社会,更多人信仰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和民间宗教。本土宗教组织上比较散漫,不像西方宗教教徒的教籍那样严格确定,但信仰活动却是弥漫于全社会。从缙绅上层社会到里弄基层民众,大多举行中国式的祭祀活动。有的上海子弟在教会学校念书,家庭里却是祭祖宗、做道场,自己也烧香、拜佛、求签、算命,两不相碍。上海的信仰方式,是相当多样化的,所谓“华洋杂处,五教并存”。

上海的“儒、释、道、回、耶”五教,各有庙宇教堂。天主教、基督教的教堂庄严巍峨,但在数量上还是本土宗教的佛教、道教的寺庙居多,民间自发建置的关帝、佛龛、道观、土地庙、天后宫、黄婆祠更是繁盛。上海地处江南,古代属扬州,史志记载长江下游的扬州地区,风俗“尚鬼好祀”【7】,民间信仰的风气特别盛行。

历史上,自发祭祀、建庙的风气一直没有中断。唐代名相狄仁杰(630-700)任职江南巡抚大使的时候(688年),为防治民心生变,毁江南“淫祠”1700多处。但是民间祭祀风气一直没有中断,据各方史料的初步统计,清代末年,今上海市境内共有各类道观264座【8】,其中大多数是后来没有被划入道教,即后来称之为“民间宗教”的小神祗、小宗教。经过国民政府的毁庙“反迷信”运动,至1949年为止,后来的黄浦、南市、静安、虹口、闸北、杨浦、普陀、长宁、卢湾、徐汇等十市区境内,仍然保持有25座较大规模的道观【9】,上海目前“五大宗教”和民间宗教的教堂庙宇格局,主要是在1940年代最后成型的。1941年日军占领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之前,上海市中心区实施西方式的自治管理。租界有关宗教的管理条例,与清朝和民国政府都有不同。奇妙的是,随着上海现代化建设的高速发展,上海的各种宗教并未消失,相反经过转型后都获得了高度发展。地处南市的城隍庙,香火最旺,城隍爷是上海市民最隆重信奉的神祗。僻静的千年古寺静安寺、龙华寺发展为江南名刹。新建的玉佛寺也迅速繁荣起来,寺中精研的佛法佛学,领导了全国佛教革新运动。古寺名刹之外,还有众多一、二人看护,甚至无人经营的道观寺庙神龛,是大寺庙的信仰基础。上海的表面生活看似西化,可是在深层的宗教信仰上,上海仍然非常本土化。这一方面是由于上海是个移民社会,大多数的居民都是从各省移居的,带来了自己家乡的生活习惯和信仰。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上海租界只管理公共治安,不对各种信仰活动加以干涉、动员和利用。租界工部局政府采用“以华治华”的策略,并没有故意提倡基督教,着力限制民间宗教。因此,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各色各样的大小信仰都能存在。情况和香港政府现在仍然施行的宗教管理制度同出一辙。当然,宽容宽松的宗教制度也有一定的风险。有的民间宗教和信仰团体,在上海演变为地下犯罪组织,危害社会。例如:青洪帮、天地会、小刀会、白莲社、一贯道等都曾在上海发展,有的类似于“黑社会”,有的类似于“新兴宗教”、“邪教”,作恶多端。但是,在这些民间信仰转化为危害组织,公开挑战法律体系之前,治安部门只是关注、调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


分享到:

标签 :
版权声明:版权归 哲学网:哲学学术门户网站,Philosophy,哲学家,哲学名言大全 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转载请保留链接: http://www.zhexue.org/f/religion/622.html

已有 0 条评论
关于我们 | 图站地图 | 版权声明 | 广告刊例 | 加入团队 | 联系我们 |
哲学网编辑部 未经授权禁止复制或建立镜像,采用Wordpress架构,采用知识共享署名进行许可
官方邮箱:admin#zhexue.org (#换成@)索非制作|优畅优化|阿里云强力驱动
ICP证号:沪 ICP备13018407号
网站加载1.223秒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