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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远:黄河流域宗教文化发展论略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6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黄河流域宗教文化肇始已久。儒、道、释三教在黄河流域先后确立,此消彼长,相互抗衡,最终由“三教鼎立”趋于“三教合一”。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传入和发展,进一步刺激促进了黄河流域的宗教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党和政府对宗教的重视,宗教文化呈现出新的活力。

在人类文明史上,宗教的地位几乎是最崇高的。宗教意识是人与动物的分界之一。宗教观念标志着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有了一种质的飞跃。宗教既是人类对自然(此岸)世界的客观认识方式,也是人类对精神(彼岸)世界的主观向往形式。宗教团体是人类最具凝聚力、最具牺牲精神的组织机制。宗教教主是人类自己推举出的精神领袖,人类以他们为旗帜,希望能超越自我,实现永恒的幸福与光明。在宗教的羽翼下,人类创造了哲学、文学以及各种艺术的辉煌成果,在漫长悠久的历史上熠熠生辉、璀璨夺目。

在人类数万年的文明进程中,宗教已经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对精神和物质的特殊支配方式,使它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对社会关系起制衡调节作用的超越力量,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在贫富贵贱寿夭健残永远不会平衡的人类社会中,宗教是提供给社会各界各阶层的最现实的无限的心灵慰藉和最慷慨的有限的物质资助。统治者需要它为自己加冕,为自己撑腰;被统治者也需要它为自己求解脱,为自己找归宿。正义的力量因它而神圣,邪恶的力量因它而惑众。

宗教的所有这些特征,在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中都可以看到。而黄河流域,这一片具有五千余年文明历史的古老的土地上,这些特征就更具体、更明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在黄河文化中,最先叩响文明之门的,则是宗教。

这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27000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那里的山顶洞人已经产生了死后有灵魂的原始思维心理。他们将红褐色的铁矿粉撒在死者身边,给死者佩上殉葬的饰品。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或许能保护死者的灵魂,或许能让他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受。如果说这处遗址所表明的宗教意识还太简单,那么,到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晚期,宗教作为一种群体活动、一种重要仪式,已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从甘肃省秦安县所发现的遗址开始一一历数下去,河南濮阳、西安半坡、邯郸涧沟、西安客省庄、洛阳王湾、孟津小潘沟,以及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不胜枚举,原始宗教在人类早期文明中的地位,已经显而易见。黄河流域的处处遗址,表明在这条母亲河的身旁,从久远的古代,已经孕育了中国本土宗教的基本观念:“敬天法祖。”

祖,他们在生前是人,而死后则成为鬼,其中杰出者则被敬为神。从中国文字的起源来看,“祖”、“神”这两个字同为“礻”旁。“示”表现祭祀之意,作为祭祀的对象,“祖”是本族血脉的起源,“神”是本族已去世者可以接受祭祀并上通于天的人物。“祖”与“神”原本是相通的。及至后世,多数人共尊的祖即神,而每家每户的祖则仅仅是地位次于神的鬼了。

从“人人作享,家为巫史”、“民神同位”,到“绝地天通”、“无相侵渎”,神在沟通天与人之间的作用中地位发生了变化。神与祖的不同处之一,是个人不能随意与之沟通。在神与众人的沟通中,必须经过巫,巫的地位得到了凸显和加强,成为原始宗教的组织者与执行者。巫既有人性,也有神性。这种双重性后来也被作为君王的统治者所承袭,无论是称“帝”还是称“天子”,都力图显示这种双重性。

从原始社会到氏族社会,黄河流域形成了中国本土宗教神系的基本结构。黄河源头的古昆仑山,被认为是天神居住的地方。从黄帝直到颛顼、帝喾、唐尧、虞舜,都被认为是具有神与人双重性的“帝”,神权与王权合而为一。及至后代,他们完全被崇为神,或称为祖先神。除了古昆仑山之外,大自然界的一切也都被认为有神在主宰,这就是自然神。而且,与这些神的沟通,最终都会达到天神那里。“封泰山、禅梁父”,成为受命于天的重大宗教仪式。除泰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山川湖海也都受封。华夏民族的足迹走到哪里,哪里的一切就都有他们的神在。换句话说,神虽然是人封的,但在历史的演进中,神已经成为人的精神支柱,成为部族乃至民族的精神象征。当一个部族或民族被消灭时,他们的神便消失了;当几个部族或民族融合时,他们的神便结合在一个体系中。华夏民族的神系,正是以黄河流域诸神为主体,逐渐结合了周边各部族各民族的神而构成的。

夏、商、周三个朝代,是黄河文化令人惊叹的时代。从出土的古文物和遗址来看,当时的工艺技巧、造型能力和审美情趣都已达到不可思议的水平。这一时期所铸造的钟鼎,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华古国文明的象征。但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这些国宝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宗教仪式上使用的,是宗教文化的产物:“铸鼎象约,百物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甚至从夏至周代代相传有所损益,而为其后的孔子大力维护的“礼”,其原意也是求神致福。

殷商时代,以崇天命信鬼神而著称。但进入周代,这种宗教意识的政治化从一开始便十分鲜明。由于周是灭商而代之的,它必须从宗教的角度为这种政治的军事的大变动找出依据,因此,“以德配天”的理论便由周公明确提出。在当时,“德”的内涵与现在的理解有很大距离,它的第一表现是“明德恤祀”,也就是得到上天的认可和佑护。

仅从“礼”与“德”两个概念的内涵来看,不了解宗教文化,很难更深刻地理解黄河文化的本源。正是从这种宗教意识出发,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才得以建立发展。而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的建立发展,又使宗教思想更加丰富、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更深入更广泛。在这个转化互生的进程中,周代与商代相比,在观念上变化很大。“礼”、“德”的内涵逐渐演变为国家法度或人伦准则,而宗教却成为推进这些法度或准则的工具。“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这里的“圣人”,不再是天神,而是人间的帝王或为帝王谋划的士人。设“神道”的目的,则在于推广教化,使天下人都服服贴贴,安居乐业。

既然是“神道设教”,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各种各样的天命观应运而生,各种学派的杰出人物都企图以一种理论来代表神的意志。诸子百家活跃在以黄河流域为主的区域里,显示出一种群星灿烂的局面,深刻影响了其后2000年的中国历史。无论是“众经之首”的《周易》,还是保存了“五行更始”之说的《吕氏春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著作都为中国本土宗教增添了越来越丰富的理性色彩,社会文化的进步要求把对神的感情崇仰诉之于理性思辨,从而使这种崇仰更加神秘与神圣。所谓“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正是如此。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黄河流域逐渐形成以华夏民族为主体的汉民族,所谓“中华民族本土宗教”,也应该是在这个时代达到比较完备程度的。这一宗教在汉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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