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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中国需要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精神——兼与刘军宁先生、秋风先生商榷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538 次 我要收藏

题记:刘军宁先生认为文艺复兴要呼吁的是:“天地之间,个人为尊”,实际上宗教改革要说的是:“天地之间,上帝为尊;上帝之下,个人为尊”。只有高扬了神权,才能高扬人权;只有打倒了教权(天主教专制),才能高扬神权与人权。

虽然秋风先生意识到了道德秩序、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但是他没有指向这些秩序背后的根源和基石,没有上升到信仰的高度;虽然他认为“个体的尊严需要在超越动物性存在的层面上、即在人的社会性、道德性存在中去寻找”,但这一思路却出自他所批判的理性主义者如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人,他隔靴搔痒,没有真正认识到个人的尊严来自上帝的创造、人权的尊重来自对上帝的荣耀和尊崇。他还是拘囿于人的理性,没有走向其真正的反面——信仰或启示。

纲要:

  一 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二 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三 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四 信仰在当代的意义
  五 宗教改革的真正意义
  六 中国需要宗教改革精神

一、宪政民主肇始宗教改革而非文艺复兴、启蒙运动

在中国这个对宗教信仰讳莫如深的国度,长期以来,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对人类进步的功效被高估。这种高估是相对而言的,就是相对宗教改革而言的。实际上,宗教改革对西方历史乃至人类历史的作用不知道比前两者要大多少倍。文艺复兴张扬了人性、人欲,但却无法树立保障人权的政治体制和思想信仰体系;启蒙运动虽反抗专制和王权,但却导致了血腥的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大门;只有宗教改革直接而且最早达成了目的,宗教改革高扬神权、贬低教权、奠定了个人主义的信仰基石,从而树立了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的新教信仰体系和宪政民主体制。要想在中国实现人权和民主,如果取法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它们的负效有可能会摧毁我们最初的美好愿望,只有直接取法宗教改革,才能在本源上、最后结果上达成个体自由、民族进步的目标。

我们先来看看几个数字,文艺复兴是14、15世纪在西欧最兴盛的事件,但是几乎所有史学家都认为1500年才是人类历史的分水岭,享誉全球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把书分为《1500年前的世界》和《1500年后的世界》两部分,也即是两本书。美国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也是从1500年开始写的,甚至官方最近推出的《大国崛起》也是以1500年起首的。到底是什么原因把1500年作为全球史的起点。实际上,这就是西方宗教改革的发端时间。1517年,马丁.路德就贴出了著名的《95条论纲》,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飙,1536年,加尔文初版了《基督教要义》,改革运动初成体系,这个如火如荼的运动革故鼎新了人类价值观、世界观乃至缔造了民主自由政体,在不长的时间后,1581年7月,新教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荷兰共和国,紧跟其后的英国清教徒(基督新教中加尔文主义者)在1649年将查理一世推上了断头台,成立了共和国,1688年经过光荣革命,迎来了新教国王,实行了“君主立宪”的宪政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还带来了另一个意想不到的成果:1620年为反抗宗教压迫而逃往北美的清教徒,在大洋彼岸建立了自己的家园。1776年,缔造了一个目前再没有比它更完美的宪法的美利坚合众国。

与宗教改革导致的一连串宪政民主国家相反的是,在文艺复兴兴盛的国家,意大利、法国等欧陆国家,民主共和国却迟迟登不上历史舞台,反而盛行帝国、暴君和法西斯。意大利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四分五裂,在1870年才成为一个统一的王国。1946年才成立民主共和国。法国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后,却出现了一个混乱不堪、草菅人命、革命恐怖和专政暴力为特征、令文明世界非常尴尬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出现了革命专制、君主立宪、恐怖统治、自由共和等多种政体,最后以拿破仑的军事独裁、帝制告终。1848年建立了短暂的第二共和国,1870年才建立了比较成熟的第三共和国。这时距离由新教徒建立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荷兰已经相隔300年了。

在这些年代数字背后,我们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不是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的国家,反而是在宗教改革成功的国家首先建立了民主宪政?难道没有宗教改革,就真的建立不起来真正的宪政民主国家?或者说,难道只有在基督新教的国家,就能更好更快地建立宪政民主国家?

实际上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与宗教改革是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宗教改革背后是高抬神权从而也高抬人权的加尔文神学思想,以这个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英美个人主义、英美法系、代议制民主等等理念,而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背后是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甚至演变为践踏神权、崇拜人体和个性的纵欲主义、无政府主义,以这些思想为基础,衍发的是大陆理性主义、大陆法系、集体主义、直接民主甚至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理念。

二、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劣根

虽然正如刘军宁先生考证的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都是基督徒,但他们在强调人性的同时,过分张扬了人的欲望,助长了人性之恶。他们谋求人的解放,但冲出牢狱的人如果没有上帝的约束,同样也会成为他人的地狱。人始终“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就是得救的基督徒,也由于肉体的存在,还要靠上帝不断与罪性争战,这就是所谓的“一次得救、一生成圣”。但人文主义者没有这样的谦卑,他们高扬了人性之恶、造成了社会道德的堕落、从而也无法通过正确把握人性来建构一个较理想的政体。正如秋风先生在《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一文中指出:文艺复兴时代是自我发现、个性解放、信仰普遍解体的时代,那里充斥了耳目之欲、偷情,以及玩弄权谋;对个人欲望和利益如此狂热的追逐,并没有像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通往保障自由的政体。

我们的时代也验证了这一点。那个1980年代解放人性的代表作《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作者,不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毫无人权、民主乃至宪政诉求了吗?那个拍出张扬人欲的《红高粱》的导演,不是在高唱专制者、国家主义者就是《英雄》吗?他们代表了成千上万当年高呼自由的中国人文主义者的蜕变、堕落轨迹,也代表了当下这个道德败坏、社会公义跌入深渊的悲凉现实背后人文主义者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们再来看看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确实谋求个人从王权专制和教权专制(而不是神权)下的解放,但是它要树立的却是一个不要上帝、或者个人就是上帝的国度,而且启蒙运动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崇拜人的理性,认为人的理性万能,能解决所有自然与社会问题,他们觉得世界上没有人的思维思考能力解决不了的问题,并用理性建构一个美好的社会,用人的力量在地上建立起来。这突出的表现在欧陆的笛卡尔、伏尔泰、卢梭身上,发展到德国,到黑格尔那里成为理性主义的思想帝国,又演变为马克思主义开始实践既用理性也用暴力在地上建立一个天国出来。

在启蒙哲学中
,人成为一个自足的实体,他就是宇宙的原点,也是宇宙的目的,更是将天国理想实践在地上的主体。理性主义者从这个原子式个体出发,运用逻辑演绎的方式构造一切社会形态,并不惜运用人的劣性及暴力颠覆既有的一切道德、经济、政治架构,强制实现理性建构的完美社会形态。这种由原子式的个人通过自由选择构造社会的理念,被哈耶克称为“建构理性主义”。正如秋风先生所言:启蒙哲学家相信,只有经由个体契约有意识地构造出来的社会,才是最适合于人性的社会。反过来可以说,人完全可以按照理性的设计达致完美状态。这样的观念,与国家集权专制、计划经济体制及种种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乌托邦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

启蒙运动的直接结果就是法国大革命,这是一个抵挡上帝、人性之恶全然释放从而血流成河、当权者一拨比一拨恐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最具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革命者将巴黎圣母院改名为理性殿,也莫过于1794年牧月20日,卢梭思想的实践者罗伯斯庇尔登上最高主宰的圣坛,亲手点燃了象征人的理性的无神论塑像,人不再崇拜上帝而开始崇拜自己和自己的理性。但是,“革命所许愿的启蒙精神被视之等闲,它的人道主义观点也被忘却。暴政风靡着全社会。”正如罗伯斯庇尔说:“没有恐怖的美德,是软弱的;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恐怖淹没了亵渎上帝的法国革命者,罗伯斯庇尔的头颅也被斩下。

亵渎上帝的人类并没有随着法国大革命的隐退而减退高抬自己理性的努力,渎神者从法国人又转移到德国人。黑格尔,这个自诩为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却成为两个现代左右法西斯主义的深层思想资源,正如对现代西方哲学作出巨大贡献的丹麦人克尔凯郭尔所说:“我在黑格尔哲学前面发抖,就像生命在死亡前面发抖一样”。贬抑宗教改革,抬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贯的做法,今人深受其害。马克思是个黑格尔主义者,也是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集体主义者。他唯物、强调经济和物质层面对社会的意义,他比所有建构理性主义者都彻底,因为他呼吁暴力革命、用枪炮来缔造伊甸园。

马克思比较喜欢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尤其他喜欢法国大革命,因为这里他看到了巴黎公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影子,这个高扬人却践踏上帝的革命最终导致人权的沦落和人的生命权的剥夺。当然马克思也喜欢卢梭,卢梭实际上是集体暴力、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的开山祖师爷,不要看卢梭在反对王权专制时非常革命和激进,但他导致的同样是暴政和对神的践踏,整个法国大革命就是他的政治哲学的实践。中国人从小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看到的是马克思所钟情的卢梭、罗伯斯庇尔、巴黎公社这条路线的高扬,看到的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而几乎看不见真正缔造人权和人性自由、宪政和民主的宗教改革这条路线。就连中国自由主义的旗帜顾准先生在他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中虽然提出“娜拉出走”之后要用经验主义,但这个经验主义也内含在理性之中,他对理性仍然坚信不疑,对基督教耿耿于怀,他在文章中说:我认为没有人的理性解决不了的问题。他的观点代表了当下大部分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像顾肃先生的名著《自由主义基本理念》,也通篇是人的理性的自豪,对宗教信仰着墨不多。中国人以自己的历史与处境,是很难想象到宗教对西方的影响是多么的巨大并且是决定性的。

三、新教信仰在民主宪政史上的意义

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我们要的是结好果子的好树,而不是结坏果子的坏树。通过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看到,不是无神论、理性主义最后导致了自由和民主,恰恰是新教改革以来信仰的归正,才导致一个一个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和个人自由的最终落成。如果继续轻视和漠视宗教信仰的历史贡献,那就犯了与代表当前官方思想最高水平的政论片《大国崛起》一样的错误。在该片中,且不论没有揭示出葡萄牙、西班牙地理大发现、大航海的真实原因:在基督再来之前,为传播福音必须走到地极!(正如该片也提到的当印度人问欧洲远航者到来的目的时,达.伽马很简练地回答说:“基督徒,香料”)就是在对荷兰、英国崛起过程的信仰因素,也闪烁其词。

《大国崛起》简单地将荷兰的贸易发达归根于鲱鱼和造船技术,殊不知,基督新教尤其是其中的加尔文主义对荷兰有着绝对性的影响。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在日内瓦的时候,他的思想迅速传播到荷兰。荷兰很快成为一个新教地区。经济学家威廉.配第把16、17世纪荷兰经济强盛的原因归结为新教加尔文宗的影响。荷兰共和国的成立是新教加尔文主义者反抗天主教专制国家西班牙的结果,1581年,由荷兰北方各省组成的三级会议宣布废黜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正式成立尼德兰联省共和国(1579—1795)。尼德兰革命以新教加尔文主义为旗帜,要求信仰自由和自治、独立,终于开启了人类民主宪政共和的先河。

《大国崛起》对1588年英国大胜西班牙无敌舰队的战争,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理查德.哈丁说:“英西战争源于宗教改革。16世纪30年代,英国已经变成了新教国家。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希望英国恢复信仰天主教,接受(信奉天主教的王室成员)亨利八世女儿玛丽的管制。”但画蛇添足的画外音却说:“除了宗教信仰,让西班牙国王挥戈动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英格兰人正在试图抢占和扩大海上优势,西班牙帝国的利益遭到了前所未有的侵犯。”

实际上这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其次才是所谓的争霸。

对1688年的光荣革命,明明片中接受采访的英国历史学会主席巴里.考沃德说:“他(詹姆士二世)拥护者中的一些主要成员给詹姆士二世的女婿, 荷兰的一位新教君主威廉写了一封著名的信。他们邀请他来帮助反抗詹姆士二世的统治。”但《大国崛起》却一直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认为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实际上克伦威尔是清教徒的代表,1688年的光荣革命是英国清教徒一个世纪来对国教(天主教)的斗争、博弈和战争的胜利。在这里,信仰的因素再怎么强调也不过分。

克伦威尔(公元1599~公元1658)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他的信仰决定了他与持受国教(天主教)的国王进行著名的清教徒战争,战争的胜利确定了政教分离、制衡王权的政治体制和废除主教专制、各教会自治平等等信仰自由原则。虽然克伦威尔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实行了一段时间独裁,但他对民主政体的贡献是无法埋没的。克伦威尔从不偏激,从未曾接受王位和建立永久性的独裁统治。他的统治通常是温厚宽容的。

克伦威尔胜利的结果使民主政体在英国得到了持续和巩固。(克伦威尔后来经历了挫折,其子继位后失去对局面的控制,查理二世复辟。但是,英国走向宪政的局面在清教徒的抗争下已经不可逆转。)民主势力在英国的胜利对于在欧洲、在美国以及英国先前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建立民主政体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英国在世界上只是个弹丸之地,但是民主政体却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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