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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朝:“宗教”如何“解构”“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52 次 我要收藏

基督教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学者头脑中萦绕,时日已久,但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尚未求得。近来,有学者指出“将已深入欧洲人心的基督教思想,融贯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思想中来,使其不再游离于哲学之外,不再有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而化为哲学体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将基督教宗教问题接纳到哲学中来思考,或为基督教问题寻哲学的理解、辩护方式,这个工作,许多的哲学家、思想家一一像中世纪的奥古斯丁、托马斯、安瑟伦等等,近代的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兹等等,都做得不少,但集其大成的,是康德。笔者以为,这是一种以哲学为本位的学理上的思考,对我们理解与把握这一问题有重要启迪作用。然而,基督教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问题不应当仅从哲学角度进行审视,而应当将之纳入到具体的文化环境中去考察。自从基督教在具体的罗马帝国文化环境中生成以来,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一方面表现以希腊为传统的欧洲哲学“接纳”与“解构”基督教思想;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基督教思想家“接纳”与“解构”各种西方哲学。尤其是在罗马帝国时期,这后一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
  一、希腊哲学与基督教的抗衡
基督教兴起之时,希腊哲学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德漠克利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宏伟思想体系尽现希腊哲学鼎盛时期的辉煌与风采,至今令人瞩目;随后出现的希腊化时期的各种哲学流派虽然锐气渐消,出现了严重的实用化、伦理化、宗教化趋势,但仍不失与东方宗教抗衡的一股精神力量。罗马帝国建立以后,从共和时期延续下来的对希腊传统的仰慕,以及帝国最高统治者对希腊文化的倡导使得帝国境内出现了全社会性的希腊文化热和哲学热。希腊哲学的发展从外观上呈出一派繁荣景象。原有的各种希腊哲学流派得以延续和发展。伴随着帝国都市化运动的进程,哲学讲堂成为城市里的常见景观。贵族青年从小接受包括希腊哲学在内的文化教育,哲学家们出入宫廷,参与政事。尼禄的宫廷顾问塞涅卡、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都成为斯多亚学派的重要代表。柏拉图梦寐以求的“哲学王”的理想在罗马帝国变成了现实。
然而希腊哲学好景不长。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基督教迅速崛起,以一种强劲的姿态开始了它对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征服。得益于大批有希腊文化背景、精通希腊哲学的知识分子的饭依,基督教迅速地改变了自己神秘教的原始状态,拥有了自己的神学与哲学。从公元二世纪开始,基督教的教父们对罗马的各种多神论宗教进行批判,矛头所指,兼及伦理化、宗教化趋势日益严重的各种希腊罗马哲学。各种哲学流派与各种非基督教的宗教一道成为基督教思想家批判的靶子,并在与基督教的论战中败下阵来。新柏拉图主义的出现(约3世纪初)似乎给这种局面带来一丝转机。“新柏拉图学派的成长,不只是作为罗马帝国中的一个学术机构,而且还是一个宗教时代的一种精神运动。”普罗提诺(约204 - 270年)以柏拉图哲学为基础,以宇宙精神化的手法,把一个广泛接纳各种希腊哲学、犹太神学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内容的庞杂的思想体系当作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的终极结果奉献给世人。普罗提诺思想体系的形成,使古典柏拉图主义有了“新”意,使它超越斯多亚学派成为罗马统治者最亲睐的哲学,成为批判基督教的主力。然而,基督教的思想家已经抢先把柏拉图主义纳入了基督教的思想体系。新柏拉图主义者在与基督教思想家的抗衡中,除了罗马皇帝的亲密关系以外,已无理论上的优势可言。随着罗马帝国政局的变化,基督教上升为国教。到了公元529年,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雅典所有的哲学学校,希腊哲学的发展在外在形态上走向了终结。
以上所述就是罗马帝国的基督教与希腊哲学抗衡的宏观场面,如果我们能够客观地看待这一段思想史,不以哲学本身之兴衰为唯一权衡,那么不难看出,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在这一时期主要表现在基督教思想家对各种希腊哲学所作的有选择的接纳,而不是该时期的思想家站在希腊哲学的立场上对基督教进行接纳。当然,这样说并不否认希腊哲学家对基督教思想的汲取,例如诺斯提主义哲学家对基督教信仰的汲取和改造,也不否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思想家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例如希腊哲学中的理性神观与基督教的一神观。学者们常说“基督教思想家汲取希腊哲学的理解、辩护方式,为基督教的信仰作辩护。”然而,汲取就是有选择的接纳。马克思当年在谈到柏拉图与基督教的关系时说“说基督教里有柏拉图的成分比说柏拉图那里有基督教的成分要正确得多。”同理,解释基督教与西方哲学的关系重要之点不在于它们之间在思想观念上有无相互汲取的地方,而在于这种汲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进行的,亦即以何者为本位的问题。包括奥古斯丁、安瑟伦、托马斯在内的大批基督教思想家在汲取希腊哲学从未偏离他们的基督教立场,有着十分明确的护教目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把他们所做的工作说成是哲学对宗教的“解构”有违历史事实。
  二、基督教接纳与使用希腊哲学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关系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生成的。解释两者关系的最佳途径是据史实作具体的说明。在罗马帝国文化的大融炉中,基督教的对手不仅有形形色色的宗教,还有历史悠久的高度理性化的希腊哲学。作为一种新宗教的基督教能否在自身中包括这样一份历史遗产,是基督教能否征服同时期其他宗教和哲学流派的关键。
基督教在其初始阶段并不具备一套抽象的神学体系。使徒们在传道中要阐发神的启示和耶稣基督的启示,对启示的内容作过一些理性化的解释,这就是所谓的新约神学思想。然而基督教思想并没有到此止步,而是在与各种哲学思想的交锋中继续发展。基督教《新约全书》中直接提到过的哲学流派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使徒保罗前往雅典传道,“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虔敬的人,并每日在市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以彼古罗和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论。”保罗是耶稣的使徒中文化水准最高的人,出生在斯多亚学派哲学家辈出之乡大数。他精通犹太神学,对希腊哲学也有相当的了解。然而,希腊哲学对保罗影响不大,他的神学思想主要是对旧约神学的发挥。再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哲学家对基督教的批判越多,基督教教义的理性化程度提高的越快。在基督教与希腊哲学各个流派的思想交锋中,基督教一方有虔诚的信仰,但无系统的神学理论;而希腊哲学一方有成熟的理性批判能力,但无统一的信仰,而且又在相互攻伐。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丰厚的理性批判精神的文化氛围下,基督教神学思想迅速地理论化、体系化了。完成这项工作的是古代基督教教父。
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教父有三类:使徒教父、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使徒教父们有神学思想,但在理论形态上大体与保罗相仿,还谈不上系统化、理论化。希腊教父的主要代表有夸特拉图、阿里斯提德、殉道者查士丁、泰逊、阿塞那戈拉斯、塞奥菲鲁;拉丁教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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