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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向平:我们都“被信仰”了?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18 次 我要收藏

又过年了。国家教育部早有通知,要求全国各级各类学校,于春节期间组织学生参与网上“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活动。1月10日至2月19日,中国文明网、央视网、光明网、新浪网等主流媒体,将向学生征集春节吉祥物、春联、拜年短信、各地民俗云云。

拜年的内容是,一拜壮美河山,二拜炎黄始祖,三拜历代英杰,四拜革命先烈,五拜英雄模范,六拜亿兆黎民。

千百年来,中国人拜年都是老百姓自愿自主的习俗,向与公共权力无涉。可是,今年“给祖国母亲拜大年”成了一项政治任务。其间批评如云,不仅事关过年,更与当今中国人如何安心紧密相关。

  如何给祖国拜年

“年”在远古时,曾是传说中会给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怪兽。“年”一来,万事不吉;“年”一“过”,事事如意。用鞭炮轰,贴红春联,“年”就过去了。这就形成了千年相传的“过年”与“拜年”的信仰:“先拜天地,次拜祖宗,再拜高堂……

今年不一样,政府创新要给国家拜年。

中国人的信仰习俗中,还没有给祖国拜年这一说。曾有“天地君亲师”的祭拜惯习,把中国信仰象征性地建构为五种信仰关系。1911年共和之后,“君”被“国”取代,以“天地国亲师”代表安定中国人心的五种祭拜对象。不过,这一传统很快就被淡忘。1960、70年代,它们则被替代为“个人崇拜”,拜年甚至成为禁忌。即使在1990年代前后,春节放鞭炮也一度被禁。近年来经济发展,这些信仰习俗被公权解放,国家就充当了要被祭拜的信仰对象。

但是,没有庙堂,也没国庙,怎么去给抽象的祖国拜年呢?试想,一拜壮美河山,漫天沙尘算什么;二拜炎黄始祖,历史传说遥无期;三拜历代英杰,故居瞻仰门票贵;四拜革命先烈,纪念空间商业化;五拜英雄模范,华盖蒙头成贵族;六拜亿兆黎民,贫富分化农民工……另外,在官方的六项拜年指示中,从一拜到六了,唯独父母爹娘不拜。是不是父母双亲太卑微,无法代表祖国母亲?为此,这一“拜年指示”无法得到民众认同。

改革开放30年了,中国人的日子较前好过多了,但人心总未有归属。如拜年的对象,纯属官方定义,国人无从选择,必然就只是一种国家信仰的表达工具,不具备人心归属与信仰认同的意义。中国发展了,却无法解决信仰危机问题。因为中国人有信仰,却无法认同,无法自由表达。我们都“被信仰”了。

  人俗国家圣的象征性支配

中国人国不离家,家不离国;爱国如家,移孝忠国,故能视家如国。至于在祖国与国家间,却有不同的社会学或政治学意涵。祖国是一融政治、伦理、道德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价值体系。人可为她生,也可为她死。但现代国家,则是一个法律概念。中国学人把天下视为中国文化信仰的载体,而把国家当作世俗权力的统治者,仅因为天命信仰的制度建构总未能够完成,总是被那些身为人王、亦是教主的天子,把这一象征性支配,改造为对象征性的支配,而使知识分子失去了自己独立的信仰方式。

因此,家国一体,实际上是把国家伦理化,把权力亲族化。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正式建立了国家祀典,从此成为一朝一建、历代奉持的权力信仰传统。20世纪民国初年,国民党也有此作为,整顿信仰体系。可以说,家族亲子化的权力逻辑与国家伦理化的信仰逻辑,两者始终是彼此整合的。

在此亲子伦理的实践逻辑里面,给祖国拜年,等同于给母亲拜年,恰好因祖国是一个融权力、伦理和信仰为一体的象征体系,无形中也赋予了对国家体系公共权力的认同。

依照中国人的习俗,同是一家亲,必烧一炷香。而我们今日给祖国母亲拜年,必然就是同烧一炷香,天下一家亲了。如果说,祭祀仪式能创造人们信仰与崇拜的神灵,那么,给祖国母亲祭拜的仪式,也能创造出当今中国人信仰与崇拜的象征体系。在此,人与超越者的信仰关系,就能转换为人与母亲、人与国家的关系信仰。国家与个人的区别消失了,成为了“神圣的存在”。在祖国“被拜年”的同时,老百姓就“被信仰”了。其中,信仰与被信仰的逻辑差异,一字之差,何止千万里。信仰的个人自由,纳入了国家信仰之中。

给祖国母亲拜年,本无大错,但此举出自公权力的制度性要求,似在说明公权宗教性的建构取向。信仰是不能随意创新的。虽然,权高王为峰,人俗国家圣,但信仰不是国本,更非治国之本,它们仅仅是公民社会之本,无法成为象征性支配的手段。

  初露端倪的第三种改革

朱学勤曾认为,30年中国改革可分两种。一种是80年代中后期开明官员与激进学者的合作,一种是政府与资本的合作。其结果是权贵资本主义的形成。依近年来公权力的正当性建构路径来看,权贵资本亟需神圣化,很有可能会出现第三种改革,即公共权力与传统信仰的合作。

中国改革的真正起点,在思想政治领域。一是思想解放,一是政治解放,故而出现了所谓的“三信危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对共产党的信任危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危机。30年的中国发展,把理想主义与世俗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无疑就为了证明这一改革起点的正确。迄今,经济发展了,但对此起点的正当性证明远未结题,“三信危机”尚未解决。

经济发展的现实,变成了国家正当性象征,甚至可以把国家视为神圣崇拜的对象。经济发展成为神圣的证明路径,给国人以意义深远的信仰要求。国家祭拜由此也会成为文化民族主义的信仰核心。给祖国母亲拜年,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信仰要求,一种非宗教的宗教,把公权力神圣化的信仰仪式。所以,官方指示给祖国母亲拜年,似当为权力整合信仰,赋予世俗发展成果以神圣化的象征性建构。此当为第三种改革初露之端倪。

针对此类中国现象,我一直在思考“政教关系”作为一种外来术语,实难捕捉中国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那种纠结与合作关系。国家与宗教的制度关系,表现在哪?国人被要求拜年,并非国家与宗教的关系,不是西方术语中的政教关系。这既非国家,亦非宗教。它们却是信仰,权力信仰,文化或习俗信仰。

所以,今年被拜年,其中有奥秘。其不似宗教,乃教育、教化之教、国家、政道之设教。这在表面上是一项行政性任务,官意凌驾于民俗,公权规制了信仰,本质上则是建构国家正当性的一条路径。这些年来,官方管理文化,组织各种国祭、公祭,号召学生读经、国庆60周年长跑;而学术界不少国教提倡者也暗送秋波,彼此之间脉脉含情……

值得指出的是,近代的国民国家大多是“世俗化的神”。为国捐躯者为神圣,为国祭拜者成信仰,而信仰国家者当然就是国教了。由此观之,缘此信仰惯习的国家,实在是不需要另外去提倡什么国教的。能够如此享受祭拜的祖国,缘何还多此一举、复兴国教呢?只是那些国教提倡者们,是否也想象孔子一样被抬上供桌、享受祭拜的滋味呢?

这些都有一个指向:怎样才算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应如何信仰?而最基本的则是中国人源自于民族国家认同的那种普遍焦虑。为此,一项项
活动,一次次公祭,一份份指示,暗中无不有所寓意焉。

  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诚然,国家需要信仰。然其与宗教信仰、公民信仰本非一致。其实,信仰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超自然的,另一种是超社会的。宗教信仰是前一种,国家民族、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是后一种。国人不知其异,以为信仰就可安心立命。虽然它们的制度分割与实践取向,会给中国人带来人心安定的某些效果,但在信仰实践的现实里面,它们之间却有很多很深层的混淆。

比如,对神的信仰,是宗教信仰的实践方法;对国家的信仰,则是牺牲的逻辑,其间有差别。牺牲逻辑可以替换,信仰却不能。尽管20世纪中国曾有多种宗教替代思潮,其中难免有为国牺牲者提供实践逻辑的被信仰要求,使伦理、科学、美育、哲学、甚至是政治理念,建构为国家信仰的共同体,牺牲者的信仰方法,把牺牲的逻辑与信仰的逻辑转换了。

正是因为这一根本性的转换,几十年来,中国社会被单位组织、中国民间资源被政治动员、中国人心被主义改造,一个称之为祖国的公共权力共同体,把国家置换为信仰,把国民打造成被要求信仰者。

因此,现在中国的问题是,公权力能给你信仰,亦能使你失去信仰,更能因此而要求你去信仰,失去了应有的信任与认同。而我们正忙着信仰的,大多是一个很难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如何拜年?中国人心安何处?传统方法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现代社会的要求则是:信仰之内,公权力敬请止步。

(来源:《南风窗》,引自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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