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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静:中国佛教世俗化表现及原因探析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28 次 我要收藏

作为一种外来思潮,佛教扎根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与中国本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由依附到冲突再到相互融合的过程,即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由于当佛教东来时儒教已经稳固地主导了中国的思想意识和社会意识,佛教人土中国时就必然要面对或者遭受拒绝或者吸收本土文化而改头换面的艰难选择。佛教最终选择了后者——在保持相对独立的前提下与儒家思想相融合,佛教因此也赢得了与儒教主导中国思想意识的同等资格,但同时也付出了昂贵代价——不得不从纯宗教信仰的高度跌落到世俗化的层面,因而就产生了一种新型的中国式佛教。这种中国式佛教的最大特点是吸收了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从厩改变了佛教纯宗教信仰的初衷,而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世俗化的工具。

  一、把佛教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一个思想基础

中国佛教世俗化的第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

方立天先生在《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一书中概括了佛教为封建统治服务的主要表现:

1、为封建王权的合理性提供神学依据。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则天。武则天以女身为帝王,她打着“佛弟子”“女菩萨”的招牌,竭力利用佛教来为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张本。她首先利用昙无谶译的《大方等大云经》中“佛告净光天女,舍去天行,现受女身,当王国土,化导众生”等言论鸣锣开道,薛怀义和法明等人紧密配合,说武则天是弥勒下生,当代替李唐作阎浮提(即南阎浮提,佛教所说的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主,力图为她的政权寻找合法性依据。

2、一些名僧直接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出谋献计,参予军政决策。如佛图澄被后赵石勒尊为大和尚,并协理后赵军政机要;道安实际上成为苻坚的政治顾问,积极向苻坚献计献策;北凉沮渠蒙逊迎昙无谶为军政参谋;宋孝武帝重用僧人慧琳,请他参与政事,时人称“黑衣宰相”。藏传佛教的情况也类似,如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时,王室兴佛达到顶点。僧人参与吐蕃政治,大小朝政概由佛教上层人物决定,甚至连行政制度也以佛教经律为准则。

3、麻醉人心,即通过宣扬一切皆空、超脱尘世、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容忍调和及恭顺柔顺等教义,对下层群众进行“治心”。使之安分守纪,以收到“刑”“政”“礼”“德”之治所收不到的特殊效果。宋文帝曾经对侍中何尚之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不得以佛经为指南耶……?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弘明集》卷11之《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者事》)沈榜说得更直露:“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人井者几希。”(《苑署杂记》卷19)

4、为一些在宫廷失宠或仕途失意的贵族官僚提供出路,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最高统治者也只是代表一部分人的具体利益,这就使得统治阶级内部经常为了争夺各自的利益而发生矛盾和斗争。当矛盾不可调和斗争不可避免时,就必须有一种力量出来中和润滑,以免削弱统治力量,佛教以它独特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充当了这一角色。明亡后,明王朝大大小小的遗老遗少们如丧考妣,除一部分人加人到武装抗清的行列外,相当部分人则是选择消极对抗,投入空门。著名的如方以智、八大山人(朱耷)等;唐“安史之乱”后,许多文人带着无限的失望和苦恼转向禅宗,“禅悦”风尚由此而起。“禅悦”原意指在禅定中获得心神愉悦,而寺院的自然环境和宗教气氛又能提供与此相应的禅悦条件,现实中失去的有可能从禅悦的虚幻中取得补偿。史载天宝(742—756)后诗人多“寄兴于江湖僧寺”,而禅僧也往往“以诗礼接儒俗”;继唐以后,宋代此风更烈。宋王朝300年间的内忧外患使人联想到佛教所说的“四大皆空”“诸行无常”,苏轼、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等名人大都有过政治上失意的经历。《宋元学案.苏氏蜀学略》记载: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忠规谠论,挺挺大节,但为小人挤排,不得安于朝廷,郁傺无聊之甚,转而逃人于禅”。
   
5、团结民族,联系邻邦。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而导致国家动乱的事例比比皆是。明成祖时,朱棣曾派大臣前往西藏请黄教创始人宗咯巴进京,宗咯巴因年事已高,派上首弟子释迦智前来京师,朱棣给他以大慈法王称号。明王朝还给藏僧封官晋职,确保其宗教领袖的政治经济特权,以镇抚边荒。明立国以后,为推行和平外交政策,开了以僧为使之先河,朱元璋先后派僧人慧昙和宗泐率使团出使西域,访问僧伽罗国(今斯里兰卡)和印度等国,还命僧智光与其徒惠辨等赍玺书彩币出使尼八刺国(今尼泊尔),增加彼此友好往来。至于唐代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更成为佛教改善民族关系的一大壮举。

简而言之,佛教在维护封建统治、规范封建秩序等方面起到了其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唐人李节说:“俗既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纷而群起矣。”(《全唐文》卷788之《饯潭州疏言禅师诣太原求藏经诗序》)何尚之说得更为典型:“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睦。传此风教遍于守内,则仁人百万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去一恶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百刑息于国,则陛下言坐致太平也。”(《弘明集》卷11之《何尚之答宋帝赞扬佛者事》)

二、佛教成为个别政治家(特别是女性和篡位者)利用的工具

中国的社会秩序是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忠孝”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封建秩序,不得逾等。对封建等级秩序的破坏既意味着对传统观念的背叛而必然要遭到主流社会的唾弃。而佛教教义则是从古印度的社会生活和风尚习俗蜕变而来,它所反映和主张的社会人伦关系与中国有很大差别,甚至背道而驰,以至于备受“叛逆者”的青睐。

举两个典型例子:隋炀帝杀兄弑父,荒淫暴虐,继位后竭力利用佛教为自己正名。他尊智额为智者大师,受智额菩萨戒。因佛教《大架经》有阿阁世王杀父轼君代立为王但乃无罪的经文,《阿阁世王受决经》更有阿阖世王必将在未来成佛的预言,所以智颚在《观无量寿佛经疏》中特意借阿阁世王的事来比附宣扬,说杨广杀父一是由于前世彼此积有宿怨,现世虽为父子,乃要相报。二是大权现逆,不是世间一般恶逆可比,以影射杨广篡位是前世决定的,是必然的合理的。另一个篡位者朱棣是在谋臣僧道衍(姚广孝)的支持下夺取皇位的。上台后,他策划托名徐皇后造《梦感佛说第一稀有大功德经》和徐后的长序,说徐后和观音菩萨“梦感”相见,观音预言今将遇大难(也就是所谓的“削藩”),并授《大功德经》以消灾,还说“后妃将为天下母”,“靖难”是顺应佛意的,朱棣为皇帝、徐后为皇后都是菩萨和佛的旨意。这样就为他的篡位提供了合理性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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