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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桂钿:儒学与当代中国政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2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提要:儒学影响深入到民众之中,不是一阵风可以吹走的。儒学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民族传统。儒学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政治家的思想,很具体的表现在许多政治活动与方针政策之中。中国现代革命的成功与经济建设的许多成就,都与中国传统的儒学有某种联系。

关键词:儒学 中国传统 中国政治 政治家 孙中山 毛泽东 邓小平

儒学是中国的老传统,是历史上几千年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它对中国古代、近代、现代都有很深刻的影响。儒学对当代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但是,在二十世纪,中国由于国力衰弱,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又由于思想文化的转换,传统的儒学也受到严厉批判。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儒学一直受到批判,怎么会给政治以很大的影响呢?传统儒学是否就像一阵风那样,被西风吹掉了,或者压倒了呢?二十一世纪这个新世纪是否就没有儒学的影响了呢?有问题就需要研究,要研究就必须从实际出发,根据事实来讨论理论问题,不能空对空,从概念到概念作纯理论的探讨、研究。

一、儒学不是一阵风

两千多年前的儒学能够流传到现代,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孔子创立儒学的时代,儒家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由于孔子与弟子们的努力以及后学的弘扬,儒学的影响不断扩大,被称为“显学”(韩非语)。又由于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斗争,思想的较量,儒家们的共同努力,儒学在汉代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从此以后的两千年的中国政治中,“独尊儒术”的思想局面没有过根本的改变。倡导独尊儒术的汉朝政权瓦解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虽然有反礼教的玄学显赫一时,又有佛教、道教盛行于世,作为指导政治的儒学在政治规范与行政活动中始终占统治地位。在朝廷的议论中,也多以儒学为理论根据,而玄学、佛教、道教都只能作为非正统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四百年的乱世中,也没有以它们作为政治的指导思想。最佞佛的梁武帝,在三次舍身同泰寺大讲佛经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宣传儒家的经典,对于《论语》、《孝经》和“五经”也有较深的研究。其他的统治者就更不必说了。隋唐时代,虽然在思想界仍然是三教鼎立,而在政治活动中,都是按儒家理论进行的,例如君臣关系,朝廷礼仪,法制建设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从来没有让道士或者和尚当皇帝,最高的职位是国师,相当于后来的所谓顾问。宋以后,儒学的统治地位更加强了。以后的时代有一些特殊情况:即以儒学为传统的汉民族在军事上打了败仗,对儒学比较生疏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按理说,似乎应该以少数民族的传统作为统治思想来教化汉民族,而实际情况却是统治者努力学习被统治者的文化即汉民族的儒学传统文化。这种现象在南北朝时代就已经有过,元朝时提倡朱熹新儒学即理学,清朝时更是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学。应该说儒学在清代的总结与发展有些方面是空前的。清代在统治者倡导下,编了《康熙字典》,又编了《四库全书》和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对中国古代文化进行了清理与总结,从此产生了中国所特有的考据学。现在,曲阜孔庙中,有一处碑林,是历代皇帝立的歌颂儒学的碑。其中两块大碑却是元代和清代立的,康熙所立的碑是最大的,重约60吨。汉族皇帝所立的碑都没有那么大。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不断改朝换代,以至有二十四史,而儒学的统治地位没有变,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圣人角色没有变。可见,儒学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中是根深蒂固的,岂能像一阵风那样,受到一些人的反对便消失殆尽?

儒学在中国流传了几千年,经久不衰。在广袤的土地上聚集了众多的人民,在这样的国度中,能够流传如此长久,绝不是什么偶然原因所能解释的。可谓根深叶茂!儒学还传到国外去,先传到周边国家,再传到世界各地。东传日本,西传美国。在美国有华人街,立有孔子的像,还有的州以孔子的生日九月二十八日作为教师节的日子。美国有的杂志评选世界历史上十大思想家,孔子高居榜首。可谓影响深远。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过反对孔子的思想与行为,如太平天国曾经侮辱过孔子,五四时代打倒过孔家店,文化大革命中批判过孔子儒学,但是,孔子依然是世界历史上的著名思想家,儒家的圣人。反对他的那些人却像一阵风,像过眼云烟,热闹了一阵子,就烟消云散,归于平静。今后再有什么风云变幻,也不会改变这种局势。杜甫有两句诗很深刻:“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以此说明儒学的社会价值,也许还比较合适。总之,儒学深深地扎根于中华民族,扎根于社会,不是一阵风。

二、儒学就像一江水

长江发源于高山,流经中华大地,汇聚众流,逐渐壮大,形成浩浩荡荡的巨流汇入大海。儒学就像长江水,也是从小到大,形成影响巨大的思想流派,汇入世界思潮,成为世界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大大丰富了世界精神宝库。二十世纪,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欧洲的科技发达、文明进步,向儒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世界政局也发生很大变化,有资本主义潮流,有共产主义潮流,都风行天下。儒学在各种潮流冲击下也在不断地发挥自己的特殊作用。儒学产生于两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产生以后,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不再局限于那块大地、那个时代。东风再大,也改变不了长江东流水。向东流如果是前进的方向,那么,儒学也是在不断的前进之中。

长江水不仅在流淌着,而且还在滋润着广阔的中华大地,灌溉着数千里的沿江生灵。儒学就像长江那样,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滋润着人口众多的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了千千万万的英雄人物,为世界文明创造了许多精神财富。二十世纪,中华大地上的政治发生剧变,取消数千年的帝制,抵抗了外来的侵略,重新振兴起来。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儒学也在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提出的“为人民服务”,都继承了中国儒学中的重民、民贵、民本和吏为民役的传统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和共产主义思潮,也都与儒家的大同理想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都有相通之处。中国人有传统的儒家大同理想,所以比较容易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孔子讲仁者爱人,提倡德治;孟子讲仁政,主张民贵君轻;董仲舒认为爱的越远越好,也越伟大。毛泽东说白求恩同志“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战争,表现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品德。他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这位远方客人的崇高精神。这不也是仁爱思想的体现吗?

社会是连续的,思想也有连续性。过去有些人喜欢讲思想的中断。例如唐代韩愈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近千年以后的他来继承。朱熹也说孟子以后,儒学道统中断了,应该由一千多年以后的他来继承。实际上,儒学的传统从来没有中断过。如果真的中断了,后代的别人还怎么能继承?国民党时代,有些人认为现在推翻了帝制,再打倒孔家店,中华民族的传统一去不复返了。现实的情况是,过不多久,就使很多原来满怀信
心的热血青年大失所望。孙中山的“大总统”被袁世凯窃取,袁世凯又要恢复帝制。袁世凯在一片反对声中气死,这本来是大好事。但是,好事多磨。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又使人民深受其害,并不觉得没有皇帝会比有皇帝好多少。苦难何时才是尽头?中国封建思想在延续着。有人想当皇帝,有人想当没有皇帝名义的皇帝。这说明虽然封建制度被推翻了,作为具有独立性的思想观念还是存在的。鲁迅笔下的阿Q处于“顺境”时也做当皇帝的好梦。还有哪个中国人不想当皇帝呢?只是做不到就是了。这说明思想观念有独立性与延续性。同样道理,孔子儒家许多思想还留在人民的心中。

儒家有哪些思想留在人民的心中呢?儒家讲“三纲五常”,“三纲”的内容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些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逐渐失去存在的价值。君为臣纲,由于“君”通过选举产生,任期一届五年,取消了终身制,“君”与“臣”(公务员)的关系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君为臣纲,已经不存在过去的那种意义。父为子纲,现在只生一个子女,子女到远离家庭的大城市去上学,甚至到国外去上学,读了学士,再读硕士,有的又读博士,到博士毕业,已经三十岁左右,然后再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工作。在事业上艰苦奋斗,要在激烈竞争中取胜,必须“只争朝夕”,非常珍惜时间,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陪自己的妻子,对于父母实在无暇光顾。过年过节打个电话问候一声就算不错了。父亲对于子女的行为,已经无法控制,所谓鞭长莫及。父为子纲,只剩下一句空话。夫与妻的关系,由于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完全改变了过去那种“嫁鸡从鸡,嫁犬随犬”的依赖关系。已经不是“女为悦己者容”,而是“女为己悦者容”。夫为妻纲自然也不存在了。总之,三纲已经不适应现代社会了,已经被现实淘汰了。在民主的政治体制还不完善的时候,上下级关系还往往带有过去君臣关系的那种味道,还以上级“一把手”为“老板”。各级官员似乎都是向上级负责,并不是向人民负责,因为他们都是上级指定选拔的官员,并不是人民选举的。有的虽然有选举的形式,那只是程序,都是上级安排好的程序。有的地方出现这样的现象:候选人没有选上,选上的却不是候选人。这种现象最能说明上级安排与群众意愿严重不一致的问题。

“五常”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过去需要,现在需要,将来也还需要。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不会有过时的时候。只有在暴政下,仁爱会受到冲击和破坏,但是,古今中外的任何暴君也无法取消人民心中的爱心。义者宜也。宜就是适宜的意思,就是合理的意思。什么样才是合理的,才是适宜的呢?这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地方、不同个体以及不同条件,都会有不同的义。义的内容是不断变化的,而坚持义的原则却是不变的。这里充满着辩证法的智慧之光。从这种意义上说,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的地方,都是需要的。这也是因时间、地点、民族而不同的。中国古代朋友见面用鞠躬来表示敬意,而西方以握手、拥抱来表示敬意。现代中国人也学习西方的形式——握手,同时保留本民族的形式——鞠躬。以后也许还会产生变化,为了避免握手接触产生疾病传染,全世界都改为鞠躬。但是,礼还是要继续存在下去的。智,原来是指知道仁义礼,现在把它阐释为智慧、智力。通俗说法,就是聪明。无论聪明,还是智慧,对于人类来说都是无价之宝。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素质教育,智都是重要内容。社会的发展,从实质上说,就是人的智力的提高。人的体力却可能逐渐下降,虽然运动会的世界纪录不断被打破。长城上的砖头是很大的,现在的人如果用手搬都感到很困难。北京西直门城墙拆除时,可以看到元、明、清三代的砖,元代的比明代的大,明代比清代的大。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明、清两代的砖从故宫内的地砖都可以看到,都比现代的砖大一倍以上。这是由于社会的发展、科学的进步、技术的提高,发挥了智力的作用,体力的作用就越来越小。信,就是讲信用。也可以称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起码的道德。欺骗总不是所提倡的。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这就是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

按“抽象继承法”,我们还可以继承祖先的很多精神财富。例如《周易》上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前者说对自己要勉强,要高要求;后者说对别人要宽容,要谅解。这是处理自己与别人关系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又如,唐代儒家韩愈说:“业成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荒于随。”(《进学解》)提倡勤奋和思考。反对将事业当作儿戏,也反对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宋代王安石说:“夏之法至商而更之,商之法至周而更之,皆因世就民而为之节。”(《王文公文集.策问十道》)这是大改革家的改革理论。夏商周三代的法制都是不断改革的,这是孔子讲过的,没有人敢反对。王安石以此说明改革的必然性与必要性。改革的原则是“因世就民”,“因世”就是顺应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就民”就是迁就人民,按着人民的意愿,现在所谓“方便群众”。方便群众,就要改掉给群众造成麻烦的许多规章制度。但是,一些所定的规章制度都是为了限制群众的,给群众增加麻烦的。王安石的改革理论可谓深刻。元代大儒吴澄说:“君子所重,惟言与动。言必可师,动必可式。”(《吴文正公集.警言动箴》)言论可以供别人学习,行为可以作别人榜样。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也是这个意思。明代大儒王阳明提出:“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阳明全书.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是非要由自己审定,不应该只迷信权威。他又说:“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于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同上)自己不迷信权威,也不应该让别人迷信自己。有的人反对别人权威,却要树立自己的权威,并且强迫别人接受这种权威。这当然与理不通。西学东渐以后,人们的思路开阔了。清代学者就开始面向世界,如阮元就提出:“会通中西之长,不主一偏之见。”(《研经室三集.里算堂学记序》)又说:“融合中西,归于一是。”(《畴人传》自序)他们都以世界的目光来审视万事万物,认为东方与西方的思想文化都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应该取长补短,加以融合,提高认识水平。不主张出于民族主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可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心态。总之,历朝历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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