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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澎:如何面对家庭教会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302 次 我要收藏

编者按:基督教“家庭教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政府管理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张力。近年来,家庭教会的发展已从农村逐渐转至城市,并趋于“公开化”、“正规化”。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如何面对日益发展的家庭教会,妥善处理与家庭教会的关系,增进和谐、消除张力,构建良好的政教关系模式,是中国政府在宗教领域中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

2009年11月1日上午,北京地区最具影响与代表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之一——北京守望教会的大约四百名教徒在海淀公园东门外的空地上举行了基督教“主日崇拜”聚会,此后又于11月8日在此举行了规模更大的聚会,此举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机构及人士的高度关注。这次事件看似温和,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但在首都的大街上发生未经批准的大规模宗教性群体集会,实属空前未有之事,其意义绝非一般。宗教问题可大可小,如何应对,需要极大的政治智慧。政府决策者应慎重考虑,以发展的眼光,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战略的高度制定解决家庭教会问题的方案。否则,虽然此次守望教会事件得以和平解决,但类似事件或更为严重的事件难保不在其他地区发生。如何防止政教冲突,政教双方都需要深入思考。发生了的事情是历史,以史为鉴,守望教会事件不失为一个极有研究价值的实例。

刘澎先生乃长期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学者,就此次“守望事件”写过三次评论,作为紧急呼吁寄送有关部门。由于篇幅有限,本刊只选登一则评论,供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的人士参考。

  一、缘由与背景

守望教会事件的起因是因其租用的活动场所——北京华杰大厦自2009年8月开始要求提前解除与守望教会签订的租房合同,守望教会于9月中旬被迫承诺于2009年10月29日后搬出。在此期间,守望教会一直试图寻求新的活动场所但未成功。在不能继续租用华杰大厦之后,由于守望教会既无新的活动场所可去,又不愿自行解散或终止星期天的宗教聚会,故只能到公园或街头进行户外露天聚会。

但守望教会事件的形成并非偶然。守望教会事件的缘由,与北京地区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发展及政府管理部门的态度有着密切的关系。近年来,基督教在北京发展较快,出现了一批不属于“三自”教会(政府认可的基督教会)的新兴城市家庭教会,这些教会的特点是知识分子和白领人士多、活动公开、有固定活动场所(许多是租用写字楼)。北京守望教会就是此类教会的典型代表。守望教会成立于1993年,有正式成员八、九百人,自2005年起,在北京华杰大厦租用写字楼聚会,每个周日有三堂礼拜,稳定参加宗教活动的成员与偶尔参与的非正式成员约有一千人左右,是北京地区公认的最有影响的城市知识分子教会。

过去几年,守望教会曾多次主动要求注册登记,均被政府宗教管理部门拒绝。由于守望教会与北京市政府管理部门在对家庭教会问题上的认知不同、各自的利益诉求不同,随着守望教会的发展及其在国内外知名度的提高,双方关系中一直存在着的张力和较量也在不断升级(政府管理部门数次搜查、冲击守望教会,一度关闭其网站,直至迫使其迁出华杰大厦)。

2008年5月,北京市宗教局以迎接奥运为名,发起“基督教聚会点专项清理活动”,派人到守望教会令其停止活动,遭到守望教会拒绝。此后北京市政府未采取进一步行动,守望教会继续在华杰大厦进行宗教聚会。但北京市政府2008年5月在处理守望教会问题上的“克制”并不表明北京政府管理部门放弃了整治以守望教会为代表的北京地区家庭教会的决心。

2009年8月,北京市政府相关部门以国庆安保为由要求守望教会所在场所的房东北京华杰大厦停止向守望教会出租房屋。守望教会意识到拖延搬迁无济于事反而会加害房东,使房东遭受更大压力,遂于2009年8月12日委派牧师金天明等4人前往北京海淀区宗教管理机构进行交涉,但未取得任何结果。

在此情况下,守望教会于2009年8月20日、26日举行特别祷告会,向信徒说明教会即将撤离华杰大厦;若在必须撤离之前无合适的地方可以转移,则教会只能被迫走上街头进行户外露天聚会。与此同时,守望教会内部一直在酝酿用购房的方式永久性地解决自己聚会场所的问题。为此,守望教会成立了“建堂筹备小组”,一方面在教徒中募集购房资金,一方面四处活动,积极寻求购房。但即使守望教会完全同意卖主的售房报价,业主在与守望教会接触一段时间之后,均在无任何理由的情况下,退出交易,放弃与守望教会的谈判。对此,守望教会认为购房努力连连失败,无疑是业主受到了来自某个方面的压力。

2009年10月30日,在无任何新的活动场所可转移的情况下,守望教会被迫全部搬出华杰大厦。2009年10月31日,守望教会通知其成员于11月1日(星期日)上午到海淀公园聚会。同日,海淀公园贴出告示,宣布“因花卉搬迁,公园关闭”。守望教会只好在公园东门的空地上举行“街头聚会”。

2009年11月8日,继11月1日在北京海淀公园东门街道上首次举行聚会之后,守望教会700多名信徒再次在此地举行了聚会。当天上午,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派人将守望教会牧师金天明拦阻在金居住的小区内,与他“谈话”3个小时,以使金无法主持礼拜,但教徒并未散去,聚会由守望教会的另一位负责人主持,政府方面严重丢分了。数百名家庭教会教徒可以无须批准在首都北京的大街上再次公开举行宗教集会而无人问津,政府权威再次受到严重挑战。

11月14日,在又一个周日即将到来、奥巴马总统即将来访之前,北京市政府终于退了一步,“默许”守望临时租用一个剧场。可能发生在首都的宗教群体事件的危机暂时得到了化解。政府在道义上、实际效果上得到了什么?得到的是让更多人更加深入地思考现行宗教管理体制的弊端与无效,失掉的是党的威信、良好的公共形象、现行宗教政策、法规的严肃性,最重要的是失去了部分信教民众的民心。教会得到的是什么?是更多的凝聚力、支持与国际媒体的关注。

目前,守望教会重新进入室内聚会,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守望教会事件造成的政教关系冲突已经基本平息。尽管对于此次事件的性质、原因、政府应该采取的对策等,政教双方基于理念与利益的冲突,理解不同,难以达成共识,但为了避免今后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重新回顾与梳理事件中的关键问题,还是非常必要的。

  二、性质

处理任何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性质。守望事件是什么性质?守望教会事件是典型的因宗教原因引发的群体事件。此类事件的特点是参与冲突的民众的着眼点完全不同于一般的因经济利益纠纷而引发的维权事件,政府不能用钱将参加者“摆平”;也不同于社会上因干群关系矛盾由琐事引发招致围观民众临时参与的泄愤事件。守望事件的参加者都是有备而来,目的明确,信仰清楚,决心坚定,不是一哄而起凑热闹的乌合之众,使用暴力或高压手段不可能让参与者改变或放弃其观点。相反,只能激起更强的护教意识,更大的对抗情绪——直至被
捕被杀也在所不惜。此类例子在各个宗教都是一样,屡见不鲜。

不承认守望事件的宗教性,用一般的解决群体事件的高压手段来处理,就是否认了矛盾的特殊性。在守望事件中,自始至终,政府方面都没有认识到,守望是一个基督教组织,有着宗教方面的起码要求。聚会场所则是矛盾的主要因素,是问题的焦点。

作为一个教会,维持宗教聚会是最起码的组织与活动形式,没有这个形式,所谓“教会”,从宗教上来说就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宗教权威。过去家庭教会长期处于地下、半地下,无法以教会的正常形式出现,教徒迫于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可以容忍,但一旦教会进入写字楼公开活动以后,再要让其回到分散小型的状态,就等于从宗教上取消了其好不容易树立的宗教权威与标志(宗教的基本要素包括教义、组织机构、崇拜对象、礼仪、经典、活动、场所等,其中集体活动、场所等外在的表现形式极为重要,是任何一个自称为“宗教”的组织不可缺少的要素),教会是不可能同意的。

把守望从华杰大厦赶出来,必须考虑守望作为“教会”存在的可能性,实行“给出路”的政策,允许其进入其他可以继续举行集体聚会的场所。否则,守望教会“名存实亡”,只能在大街上与政府做最后的抗争。在这种情况下,教会的领导人宁可教会最后因为被政府取缔而解体,也不可能接受作为一个无正式聚会场所的“教会”状态。对教徒来说,没有地方聚会,教会被摧毁,责任在政府,不在教会领导,坚持护教的教会领袖是殉道者、“圣徒”,会得到更大更多的宗教认可。政府方面在制定方案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宗教性的特点,才能谈得上所谓“合适的解决方案”。

此外,守望教会事件本质上是个政府管理部门对信教民众的管理方式问题。政府部门希望把家庭教会纳入自己的行政管理之下,希望一切都在控制之中;家庭教会希望有更多的自主权,双方对管理方式不认同,但这种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家庭教会问题的实质之所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其原因在于家庭教会不是要推翻政权或改变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破坏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家庭教会要的是宗教上的“自由”,这个所谓“自由”的最大标志就是有自己的教会组织,有教堂(或聚会场所),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不是家庭教会关注的范畴。对于家庭教会的诉求与利益,政府应该通过必要的法律来规范、调节。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只能激化矛盾,把宗教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把信教民众推到政府的对立面去。

如果政府的目标就是要肃清家庭教会,那就是等于是政府向宗教宣战。历史上向宗教宣战的统治者和政府不计其数,迄今尚无胜利者。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取缔手段是巩固不良信念的最好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91-592页)列宁也曾指出:“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6页)

笔者认为,解决宗教问题,必须实事求是,考虑问题本身所具有的“宗教”特点。其次,绝大多数所谓“宗教”问题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离开了信教民众的宗教信仰需求谈问题。否则,就会将宗教问题政治化,改变矛盾的性质,违背中国共产党对于宗教的基本路线与基本政策。

  三、策略

政府方面在处理守望事件中,所用的策略值得反思。

在事件的起因阶段,政府使用各种手段,迫使守望在华杰的房东停租或不续租场所给守望,避免了与守望信徒的正面冲突。但将守望赶出来之后怎么办,却缺乏考虑,整个策略设计不配套,存在严重缺陷。政府只考虑了守望无处可走只好回归小组化状态的可能性,没有考虑守望不计风险走上街头公开聚会的可能性,因此一旦守望上了街,政府方面显得无计可施,致使首都出现了六十年未见之怪相——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竟然可以不止一次地在街上举行未经批准的宗教性群体聚会,而不受拦阻。

11月1日,守望教会第一次上街成了事件的转折点。这次聚会将家庭教会与政府的矛盾公开化、社会化了。事实上,在守望上街之前,政府方面已经得到消息,但具体职能部门对教会上街造成的后果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并未在最后一分钟采取谈判的态度阻止守望上街,反而认为如果让守望有一个室内聚会的地方会造成事实上的承认,会为将来的管理留下隐患。于是宁肯将守望逼上街头,也不愿让守望有一个聚会的地方。

11月1日守望上街之后,守望教会的行为赢得了教徒支持、大众同情,教会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此时政府方面如果立即采取措施将其引入室内,可以说是亡羊补牢犹未晚,因为11月1日天降大雪,守望上街无太多人观看,外国人不知道,影响有限。但政府方面拒绝“退让”,仍然继续进攻,企图迫使守望教会接受放弃大型聚会的方案。此时,守望已经知道政府方面对街头聚会“投鼠忌器”,不会放手驱散,于是于11月8日继续街头聚会。而政府方面则再次放弃正面拦阻,造成二次街头聚会的既成事实。

在此后的一周内,奥巴马来访成为守望事件中的新因素,如何防止守望事件被国际媒体报道,防止影响中美领导高级会谈,成为政府的考虑重点。而守望方面也不退步。11月14日,又一个周日到来前夕。无奈之下,政府被迫以“不上街”为条件,“默许”守望租用动漫剧场进入室内聚会。这个举措保全了政府的面子,避免了守望的第三次街头聚会。但此做法无疑等于在将守望教会赶出华杰大厦之后,又“同意”其进入另一公共场所继续活动,政府原来设定的要完全阻止守望进行大型聚会的既定目的未能达到。

更严重的是,11月15日在动漫剧场有若干外国媒体到场,家庭教会与政府的矛盾公开化了,守望事件因奥巴马的首次访华而直接进入了美国政府高层决策层和国际主流媒体的视野。未来政府如果不同意守望继续租用剧场,守望将再次上街,一旦政府强行驱散,冲突势必难免,而这一次已经了解了背景情况的国际媒体是无论如何不会坐视不报的。

此外,即使北京市政府对国家形象不考虑,敢于动用警力强行“执法”,中央政府未必完全不考虑外交方面的得失。到头来,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央政府往往会将地方政府职能部门几个官员拿来“问责”,以便平息民怨、对国内外舆论有个交代。这个结果可谓“两败俱伤”。

如果政府对守望的街头聚会继续放任不管,则全国各地基层的宗教管理工作无法按照现行宗教政策维持下去,负面影响极为严重;如果政府同意守望继续租用剧场,则过去几个月来政府为将守望从华杰大厦驱赶出来的努力完全失效,前功尽弃。因此,目前的态势下,政府无论如何行为,都不能完全避免因前一段策略不当引起的损失。相比之下,让守望自己找一个地方可能是损失较小的一个方案。

笔者认为,政府处理宗教问题的策略要有连贯性、系统性、可操作性,不能没有替代方案,顾前不顾后。在解决具体问题时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实事求是,留有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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