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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晓:道家、阴阳家对董仲舒法律思想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25 次 我要收藏

[摘要] 董仲舒是西汉著名的儒学大家。他吸收道家“无为”精要,提出“君道无为”的理念;运用阴阳学说,论证德主刑辅的理论,完善了天人相应、三纲五常、天谴灾异、崇本抑末等诸多学说,成功的实现了先秦儒学的革新与转化。其法律思想适应了地主阶级加强皇权和统治人民的需要,影响中国封建社会达两千年之久。

[关键词] 道家 阴阳五行 董仲舒法律思想

汉代董仲舒精于《春秋》义理,广涉群经,吸取道、阴阳两家学说,实现了先秦儒学的革新与转化。在法律思想领域,他运用道、阴阳两家学说完善了天道理论体系,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确立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对封建政治规范、司法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从道家、阴阳家影响董仲舒法律思想角度作出初步探究,供商榷。

一、君道无为

(一)君臣之间的体用关系

董仲舒吸取道家对“有”,“无”的认识,论证了君臣之间的体用关系。老子所提出的“有”、“无”,最早可上溯至《周易》之中。道家思想源于《周易》中的乾、坤两卦。乾代表万物的本源,坤代表万物,所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1]。老子吸收了这一思想,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2]。无,即是本体,并不是指空无一物,而是一种纯一不杂的境界(乾是纯阳卦);有,即是万物,在本体显作用时,显现为有,因此用坤卦表示。这一理论在先秦著述中多有体现,并且堪称所有宗教的根本原理。古人为了“穷理尽性”,大多对此理论深入探究。董仲舒将这一理论运用到了政治方面。建立起以天为本体的儒家本体论。《天地之行》曰:“天执其道而为万物主”,认为天可以统帅万物,号令四时,“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清以杀,冬寒以藏。暖暑清寒,异气而同功,皆天之所以成岁也”[3]。与先秦道家的本体论相比,董仲舒赋予了天道德属性,使其更具人性意味。天为“无”,万物为“有”,董仲舒将君臣与之比附,认为君为无,臣为有。用理论推导出了君臣的体用关系。

(二)实现君道无为的方法

为了使人君达到“无”的境界,董仲舒提出来“贵神”的主张。关于神的概念,我们可以结合精、气、神和“三才”理论进行理解。精、气、神分别对应地、人、天。从精到神,越来越虚灵,从神到精,越来越物化。所以道家认为道唯集虚,主张以“虚心”来实现养神的目的。董仲舒吸收了道家修身之术,对人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认为人君要从心性和身体两方面效法于天。

在心性方面,董仲舒说:“为人君者,谨本详始,敬小慎微,志如死灰,形如委衣,安精养神,寂寞无为”[4];在行为方面,要“休形无见影,揜声无出响,虚心下士,观来察往,谋于众贤,考求众人”[5]。可以看出,在心性方面,董仲舒吸收了道家修养方法,用以充实儒家修身方面的理论缺失。在行为方面,主要还是尚贤的做法。

(三)阴符思想的落实

道家认为,最高统治者应当处于神而不可测的地位,所谓“太上,不知有之”[6]。这便是古代很重要的“阴符”思想。阴符思想可以上溯到黄帝时期,有《黄帝阴符经》传世(真本已佚)。有些资料记载,苏秦、张良都曾精研《阴符经》而有所悟处,可见阴符思想对定国安邦非常重要。董仲舒所论述的“君道无为”,即是对阴符思想的落实。董仲舒说:“人臣居阳而为阴,人君居阴而为阳”[7]。他认为人君虽为主宰,却要居于“虚无”之位,内心没有亲疏好恶,身体礼贤下士;人臣虽然有所为有所向,却受制于君主的统治。

(四)影响

首先,董仲舒吸取道家对有、无的论辩,引入了道家无为思想。并且,董仲舒的论述非常精妙,在黄老思想盛行的汉代,任何人都难以从中指出瑕疵或不足,反而被引入董仲舒的思路之中,使这一理论被广泛的接受。董仲舒将君道分为身心两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心要贵神,身要尚贤,由此解决了儒道两家对是否尚贤的争议。其次,董仲舒将君主与本体相比付,极大地提高了君主的权威,为“君权神授”建立了理论基础,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君权具备了凌驾法律之上的威信,君主的诏令便是天的旨意,是不可辩驳的金科玉律。这便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逐渐被统治阶级所接受。

二、德主刑辅

德刑关系的问题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施行“德治”、“仁政”的主张,又根据阴阳四时的道理阐述法治的必要性,并调和两者关系,提出“德主刑辅”、“大德小刑”的观点,才使这一争论得到了官方性、主流性的答案。

 (一)确立德治的重要性

道家认为,道为本体,德是道的功用。董仲舒沿袭了这一观点,指出天与德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德是天的自然属性。人君作为天子,自然应当崇尚德治,施行仁政。德与君权是一体的,有君权自然应当显现出德政。董仲舒的德政包括“以义正我”,“以仁安人”,施“教化”,守“等级”,行“仁政”等几个方面[8]。

(二)德与刑的不可或缺

古人认为,阳代表生长、开放、周游不息的特性,阴具有抑制、收敛、含藏蓄势的特征。在冬至时,太阳由南回归线向北运行,地球发生“一阳来复”的现象,阳气开始生起,直至春季,阳气才由地下发展到地上,万物受到阳气的滋养,龙蛇惊蛰,枯枝吐秀,含藏在动植物内部的元气真阳生发出来,形成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到夏至时,动植物的元气已生发完全,太阳由北回归线向南运行,阴气开始发挥作用,动植物开始抑制生命活动,植物形成果实,动物储备过冬到秋季,阴气已由地下上升到地表,植物枯萎,虫豸伏藏,一片收敛肃杀气象。到冬季时,阴气充斥天地之间,萧条死寂,生机全无。阳气封藏地下,为来年一阳初生蓄积能量,准备下一次轮回。

古人正是通过认知万物的规律,来应用于人事。董仲舒也是如此。一方面,董仲舒通过探究阴阳的特性,认为德治化育万物的特性为阳,刑罚抑制肃杀的特性为阴。《阴阳义》曰:“天地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天地之间,阴阳互根,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不可或缺。所谓“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由此,说明了德治与法制不可偏废。另一方面,董仲舒又将德刑与四时类比,认为德类似于春,刑类似于秋。《四时之副》曰:“春秋属阳,故行德政;秋冬属阴,故行刑罚”,一年四季,都不可缺损,没有春季,万物无以生长,若无秋时,万物会过度繁衍。正如阴阳不可或缺一样,阳虽为岁初,但要阴来成岁,阳虽生之,但须阴成之;阳虽养之,但须阴来藏之。国家治理也是如此,在进行德治的同时,还必须配之以刑罚。

(三)德与刑的主次关系

德与刑虽然都是治国安邦的必要手段,但在具体运用时,却有主次、显隐之分。在将德刑与阴阳四时相配之后,董仲舒由阴阳的主次关系,盛衰的显隐妙用,推导出治国的德刑方针。《天辩在人》曰:“故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阳者岁之主也”。董仲舒认为,岁运的形成与阳气直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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