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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照华:清末民初基督教演讲之风对广州城市文化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79 次 我要收藏

摘要: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的人际交往方式。传统社会出于稳定地方秩序的考虑,往往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集形式予以种种限制。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一、基督教演讲风习的传入及其主要功能特点

在基督教传入之前,广州本地社会相对缺乏普遍性的、聚众演讲的人际交往方式。传统社会出于稳定地方秩序的考虑,往往对于诸如此类的民间聚集形式予以种种限制。而面向大众的演讲风习的正式形成,则与西方传教活动有着密切关系。西方传教士不仅把演讲的风习带到广州,也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演讲人才,培育了民众乐于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

广州早期所发生的宗教宣讲活动,可以追溯至19世纪初。在当时来华外国人的笔下,保留了诸多相关记述。例如,1836年美国人京威廉等一批传教士,获准在广州的街头传道,《晚清华洋录》记载:“他派发传单和中文圣经,不断招纳信徒,有些人甚至被培养成为牧师。他常站在离十三行半哩左右的大新路和下九路的路口;而其他传教士则会聚集在大德路、一德路和下九路附近。有些外国传教士会说广东话,用广东话传教。有些索性用英语传教,由一个中国助手负责翻译。”这是当时传教士在广州街道宣讲活动的情况,由于他们的听众主要是当地人,所以借助粤语在拥挤的街道向民众讲演。

在早期盛行的医学传教活动中,传教士选择以医院作为演讲的平台,向病人及家属群体宣讲教义、实施感化,寓宣讲于病人医治过程中。例如,广州博济医院规定,凡是能够走动的病人,连同前来探访的友人和陪护的仆人,都要参加晨祷会和听讲福音。

在基督教学校中,学生不仅要进行演讲课程训练,而且要定期参加社会宣教实践。这种严格的训练,使基督徒一般都具备了较好的演讲素养。在教会学校受教育的非信徒,也同样深受演讲氛围的感染,具备相应的兴趣和演讲能力。而周围受演讲习俗影响的人群,也慢慢熟悉了这种宗教式的交往方式。

以演讲激情培育新思想,是清末民初广州社会演讲风习的一个功能特点。传教工作的特点,决定其必须面向民众公开宣讲和说教,当众演讲成为传教士的一项基本职业要求,而演讲的说服力,则往往取决于相应的思考广度和深度。尤其是面对民众时,结合现实生活的说教,很容易激发听者的思考,往往会激励新思想的产生。对于近代革命思想策源地广州来说,尤其如此。晚清比较著名的由基督教会培养的传教助手如梁发、杨庆等,不仅是成功的演讲者,而且也是具有启发力的鼓动者。

清末民初广州演讲风习的另一个功能特点,是推动了社会公德意识走向时尚化。教会通常聘请宗教界名流向信徒进行系列演讲,所讲主题一般围绕“教会之使命”、“基督徒之新生活”,以演讲去震撼观众的心灵,呼唤对社会慈爱,以及对现世新生活的憧憬,这常常具有较强的社会感染力和吸引力,在一定程度上,培植着社会公德意识,并且成为市民效仿的一种时尚。

  二、民众对演讲风习的适应及地方精英的名人讲坛

演讲之风由原本的宗教职业宣教活动开始,逐渐为晚清广州市民所熟悉、接受和效仿。这种新的社会风习,肇始于单一的宗教情感的激发和鼓励,而后逐步上升至市民关心的地方大众事务,甚至于国计民生之大计。广州的基层民众,时常通过这种形式,表露心声和意愿,进而置身于交际氛围中,其热情及于时事生活,易受感染和激励。广州的上流社会,则形成了以演讲为媒介的聚众议事、名人讲坛等新型社交方式,深化了群体参政意识。演讲成为一种各阶层似乎都能认可的形式,培育了广州民众的近代市民意识和新的民生观念,推动了广州近代城市化的进程。

来自社会下层群体的热心与乐趣,似乎更能提升广州演讲风习的群体化、大众化效应。当时,广州下层民众对演讲十分欢迎。1906年的《时事画报》曾以《演说纪盛》为题,记录了一次演讲会。其主题非常醒目——“演说为无形之教育”。文中说:“演说为无形之教育。以之开化中下社会,推为绝大之功用。丙午(1906)正月朔日,连日有志士数君,联袂到海幢寺相继演说,环而听者约数千人,均侧耳凝神,异常恬静。迨将日夕。数君欲行,而听者环绕揖请再演。数君告以唇焦舌敝,万难再继。约以明日,始得从容而去。可觇中下社会之智识,较之前时,日进千丈者矣。”当时,环听者达几千人之多,尚劝其继续演说,直到不能发声为止,可见众人迷恋听讲之热心程度。而当时聚于此庙会中的社会基层各色人等甚多,偌大的群体,却能够静心听人演讲,听后兴致不减,显示了广州民间社会热崇演讲的风习。

广州社会演讲风习的另一个显著表现,当数风靡广州的名人讲坛。晚清广州名流政要乐于进入大学,举办各种茶话座谈会、演讲会,借以开展各种重大社会政治活动和高层外事活动。

民国时期,以岭南大学为最典型的场所,逐渐形成了风靡广州的名人讲坛。以孙中山进入岭南大学演讲为标志,广州各界政要名流不断在此演说和倡导新举措,在当时的中国南方极具影响力。1912年5月7日,刚刚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孙中山回粤,应邀到岭南学堂演讲。孙中山在岭南学堂的马丁堂前,向师生发表了“非学问无以建设”的重要演讲,呼吁师生以好的学问建设社会,造福社会。5月9日,孙中山又应邀到博济医院附属医校故地礼拜堂演讲。1923年12月,孙中山还在众多广州政界要人的陪同下,再次访问岭南大学,并向岭南师生发表了“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的演讲,希望学生担负起建设民国的责任和使命。1924年5月2日,在黄花岗起义十四周年纪念之际,岭南大学召开黄花岗起义纪念会,再次邀请孙中山先生在大礼堂进行演讲。

其他在广州主政的领袖要人,也不时来校演讲时政。广州的名人讲坛,像磁石一般吸引着当地社会的执政者和精英阶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各种重要施政活动,以期辐射于社会大众。这种举动将演讲风习的社会功能,提升到一个很高的层面。由此看来,将演讲之风比喻为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一种新生事物,或是社会转型之际一种显著的文明进步现象,似乎都不为过。

  三、演讲风习的协调效应及其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作用

伴随着广州社会对演讲之风的接受,演讲现象在各阶层中逐渐表现出了很强的影响力,成为各种社会团体参政议政的新方式,以及共事务领域中用以追求共识、和谐的交涉“媒介”,从而也显示出了一种强势文化的底蕴和稳健上升趋势。

对于众多社会团体而言,演讲往往是一种最终能够为其内部成员所接受的、用以协调内部矛盾的温和处理方式。例如,1910年3月8日,为响应保路运动,广东国会请愿同志会和省绅商庶,在华林寺召开国会请愿同志会第三次会议。就当时会议的内容看,基本都是犀利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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