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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宇: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翻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53 次 我要收藏

作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密西根大学、哈佛大学、耶律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兼中文大学副校长。1930年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就读于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师从钱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联陞先生,获博士学位。著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等。

民主与人权这两个完全起于西方的概念,前者可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后者则兴起于文艺复兴与启蒙之时[1]。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对诸如自由﹑平等﹑社会契约等一揽子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如此着迷,以至于他们一直致力于将这些观念移植到中国来。1949至1976年,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无法就民主与人权进行严肃的讨论,而同时期的台湾和香港,自由思想则非常活跃,在那里,民主﹑自由﹑平等与人权受到了凸出的关注。这一新的思想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发展,我们可以分辨出两个不同的流派。

一方面,中国自由传统的主流是以反儒学的面目出现的,在五四运动以及后来集结在台湾《自由中国》周围的知识分子则强化了这一立场,而“发行人”胡适则独一无二地具有既是《自由中国》又是反儒传统的双重身分。另一方面,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新儒家也开始认真视民主和人权的课题。目睹儒家文化在中国大陆遭到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损害,新儒家认识到,如果他们被剥夺了拥有儒家信仰的权利,他们无比珍视的儒家价值观将无法得到拯救。然而他们坚持,如果找不到一条清晰的路径将这些源于西方的观念整合到儒家文化框架之中,包括民主和人权在内的这些思想的舶来品就不可能在中国土壤中植根﹑壮大。现在我再转向1980年代至今中国大陆复苏的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讨论。

众所周知,1980年代初期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思想领域的反响就是许多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奉西方文化为精神指南。在所谓“文化热”期间,西方思想界的形形色色思潮――从新左派﹑批评理论﹑现代化理论,到新自由主义,都能在年轻的中知识分子群体中找到支持者。这场突如其来的西方思想的大洪水引起了强硬反弹,1983年发起了清除西方精神污染运动。然而,在整个1980年代,对西方民主思想和理论的再次引进,力度最大,也最令人鼓舞。诸如自由﹑权利等与之相关的一系列观念和价值观,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为民主社会的定义性的标志。

在那个洋溢着乐观主义的时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民主显示了充满热情和无拘无束的信仰,他们坚信民主是解决当前中国所有问题的万能药。这种信仰掀起了一场民主运动,而后悲剧性地结朿于1989年。

在“文化热”期间,另一个被广泛而热烈地争论的中心主题是传统中国文化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围绕这一极其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主张。但是,作为五四反传统精神的继承者,大多数鼓吹民主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对儒学采取否定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儒学已经成为中国迈向自由民主的绊脚石。另一方面,我必须立刻补充的是,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也有很多学者知识分子开始了对儒学人文主义传统的再发现和重估,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厌恶官方意识型式而采取的抗拒姿态,同时也是对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以外儒学研究的一种积极响应。这两种话语,一是关于民主的,一是关于儒学的,在1980年代一直平发展,但在1990年代很多方面开始发生互动。上文的历史综述,可算作对我将论述的民主﹑人权与儒家文化关系的一个导论。学术界围绕这一异常复杂的课题,已经写得够多了。关于如何从多方面来阐述这一关系,从极端否定到极端肯定,研究者事实上已经穷尽了所有可能的角度,足以不容后来者置喙。我这里所要做的工作,并非提供我自己的观点,以使这一漫长的争论更加纠缠不清。因此在下文,我将尝试采取一种历史的视角,以便使这场争论的实质得更好的了解。

首先,请允许我对作为西方文化的学理概念上的“民主”与“人权”,与作为使用于大多数文明的普世性术语的民主与人权,作一清楚的区分。在后一个范畴中,我把民主看作是普通大众的观念,这一观念是政治权威的来源;而人权则是指,人们应当得到与他们的尊严相称的对待,就如同说这是他们被赋予的一种特定美德,而这正是体面生活的基础。在一些非西方文化中,譬如中国文化,找不到这些特殊的西方概念或术语,但没有证据表明,在这些文化中就不存在这些西方概念所表达的普遍精神。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科学”这个西方概念。这个概念在传统中国知识范畴中是没有的。但恐怕没人会说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Scine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是用词不当。关于民主﹑人权的这一区别,我不能在这里展开太多的细述。但随讨论的推进,我将努力证实的观点。

在今日实际生活中,民主和人权是不可分割和互相补充的。然而,为了便于分析,姑且将二者分开来讨论,这样我们就能建立起对它们与儒学文化的关系的更加清晰的认识。

在中国,首先使用“民主”这个词的人是王韬(1828-1897),他是理雅各布(James Legge)翻译中国典籍时有名的中国助手。在1867-1870年间陪同理雅各布游历英格兰与欧陆期间,他接触到了西方政治系统的第一手材料。他将区别洲的政体分成三种,分别命名为:民主政体﹑君主政体﹑君民共治政体(君主立宪政体)[2]。在王韬的启发下,康有为(1858-1927)根据这一分类设想了一个中国政治历史分期的框架。在他影响很大的著作《孔子改制考》中,他把中国历史分为:“民主”,这种最完美的政府形式出现于圣王尧﹑舜统治的三代;“君宪”,是仅次于前者的政府形式,它出现于西周初年;最后,是君主独裁制,这种最糟糕的政府形式自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以来一直延续到康有为的时代。《孔子改制考》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第一个倡导民主思想的“改革家”孔子,已经向后人示范了如何通过复杂的制度改革来创造第二个黄金时代[3]。我们可以轻易地指出,康有为的整个努力从历史学角度看不过是一派胡言,但这不是问题之所在。这里我们首要关心的正是儒家对西方民主文化的响应,就这一点说康有为所采取的这一战略行动作为证据的价值,是无比重要的。在康有为这一个案中,康有为不但对接受西方概念没有表现出一点点犹豫,而且甚至试图将其中国化。这即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因为在今天许多人的观念中,民主与儒学是不兼容的。这里,让我先转到哈佛大学萨缪尔.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系统阐述的文明冲突论的武断论断:

“这个命题在学者中几乎不存在异议,即传统的儒学是不民主的或反民主的。中国古典政治唯一的现代元素就是,它的科举制度向有才能的人开放职位而不考虑其社会背景。它甚至还有一套以绩效为标准的晋升体制,然而却无法产生一个民主政体……中国古典儒学及其在朝鲜﹑越南﹑新加坡﹑中国台湾,以及日本(儒学味较淡)的派生物,都强调集体高于个人,权威高于自由,责任大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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