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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守东:论基督教家庭教会与政教关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117 次 我要收藏

目前,政府对于家庭教会最大的帮助在于其始终保持高压态势,频繁发动针对家庭教会的清理运动。政府这样做的出发点在于清除家庭家会,但其结果却是帮助家庭教会筛选出了最坚定的信徒和属灵生命、政治斗争经验最成熟的带领人。实际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家庭家会迅猛发展的最强大动力之一,来自于政府不断的干扰和压制。这一无须论证的事实再好不过地证明:通过压制家庭教会的方式消灭家庭教会,只能适得其反。我在这里给政府提出的替代方式是:退出对家庭教会的管制,任凭包括家庭教会在内的宗教活动自生自灭。即使政府要保持对家庭教会的管理,也只能为其提供条件极其宽松的登记,使得愿意登记的家庭教会都能得到登记,并且这种登记只是作为一种“服务”,而不是把登记作为宣布家庭教会非法的策略。

  一、政府的家庭教会政策分析

到目前为止,政府对付家庭教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运用刑法对家庭教会领袖进行打压;通过设立登记制度使家庭教会处于非法状态。就前者而言,除了为教会领袖罗织诸如强奸罪等普通罪名外,还有如“组织、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利用迷信破坏法律实施罪(刑法第300条第1款)”等专门罪名。所谓的强奸,有时可能只是通奸而已。当然,通奸是严重违反十诫的大罪,教会自然应该严加惩处,但不应成为政府对其施加强奸罪名的理由。至于“邪教”,则只是宗教各教派自己处理的事情,不应成为刑法追究的目标。追究“邪教”罪,等于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因为,宗教信仰自由意味着有信错的自由。只要政府还对家庭教会领袖适用这样的罪名,就难免受到国际社会以侵犯人权为由而提出的批评。

就政府对教会领袖的打压而言,最麻烦的还在于,这种做法无法起到消灭家庭教会的目的。一方面,一个领袖被打下去,还会有更多的领袖出现。比如,在北京,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只有袁相忱、谢模善等极少数在1950年代的打压中硕果仅存的几个人,如今,二十年过去,虽历经一轮一轮的扫荡,教会领袖已经不可胜数。另一方面,其实,没有领袖,基督教也同样会兴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1950年代的打压中,真正坚守信仰的,倒往往是平信徒。袁、谢等人,当年似乎并不是什么大的领袖。对于基督徒而言,真正的领袖是耶稣基督。有了他,信徒没有领袖照样可以做基督徒。就像“基督徒”这个称号所显示的那样,他们是基督的门徒,不是某一个教会领袖的门徒。总之,打倒教会领袖不能达到遏制家庭教会发展的目的。相反,只会使家庭教会领袖在遭到打击的过程中学到更多的生存技巧,以更隐蔽的方式与政府周旋,甚至成为反政府的健将。

就登记而言,多数家庭教会已经明确表示不愿登记在三自名下。政府坚持要求家庭教会登记在三自名下,其结果只能使得家庭教会拒绝登记。家庭教会并不在乎自己有无合法的身份,这就使得政府试图通过登记制度来宣布家庭教会非法的目的无法实现。非法并不意味着不存在,甚至不意味着不能存在。所以,现行登记制度固然可以成为宣布家庭教会为非法教会的借口,但对于并不在乎自己是否有合法身份的家庭教会来说,这又有什么妨碍呢?基督教会在历史上从一开始就没有得到“合法”的身份。但这没有妨碍它的迅猛发展。当然不是说教会以自己非法为荣。只不过,对于基督徒和教会而言,重要的不在于是否得到政府的认可,而在于是否能在任何环境中遵行神的旨意。

政府设置的登记制度造成了家庭教会目前一个很醒目的状态:一方面,家庭教会是非法的;另一方面,无数的家庭教会纷纷建立起来,对于自己的非法身份并不在意。家庭教会的这种地下状态令政府非常不安,视之为不安定因素,但这种地下状态岂不是政府自己的登记制度造成的吗?假定有这么一个政府,在那里,婚姻必须登记,登记成功又非常困难,而人们成婚的愿望又无法遏制,那么人们就会在不登记的情况下缔结婚姻——也许政府那里登记的合法婚姻很少,但这不妨碍人们过自己的婚姻生活,至于是否合法,除了拒绝给人家登记的政府,还有谁在乎呢?

非法教会的大量存在,无疑会加强人们这样的印象:合法与否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否能存在。这样就等于鼓励人们继续违法。法律形同虚设,损害的是自命有执法责任的政府的威信。当然,政府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消灭非法存在的家庭教会。但这一政策已被1950年代以来的镇压证明是不能奏效的了。反复适用同一个失效的政策,除了证明执政者的不智,不会有更多的结果。由此看来,唯一合理的选择,就是放弃目前的登记制度。替代的方案之一,乃是容许家庭教会独立登记,也容许其不登记,并且不因其登记而对其进行打压。

也许政府会认为,这样一来,家庭教会岂不是都合法了吗?但问题在于,政府不能消灭家庭教会,又不容许其合法,等于迫使家庭教会存在于隐蔽状态,而这种隐蔽状态很容易滋生对政府强烈的不满情绪;也更有利于有政治抱负的人把秘密教会当成谋求权力的基地。但这都不是教会的错,而是政府自己造成的。一言以蔽之,非法教会的存在,是政府自己造成的,而政府也会成为这种非法教会最大的受害者。

刚才已经谈到,政府对付家庭教会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运用刑法对家庭教会领袖进行打压;通过设立登记制度使家庭教会处于非法状态。为此,政府采取的配套措施有,第一,扶持三自教会,通过“神学创新”,把“因信称义”引向“因爱称义”,从而使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要求家庭教会登记在三自名下,从而实现政府通过三自教会而对全体基督教会的掌控;第二,频繁地对家庭教会进行扫荡,在北京地区,则主要通过对房东施加压力的方式使教会租不到房子,从而无法聚会。

关于登记问题,刚才已经谈到。就“神学创新”而言,虽然三自方面可能辩称其新神学没有讲“因爱称义”,但这已经是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的事情,辩解是没用的。对于新教教徒而言,“因信称义”乃是衡量正教与异端的试金石。三自进行“神学创新”的结果固然使其教义可能达到了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但却与家庭教会在“因信称义”问题上的共识无法适应。三自的“神学创新”,为家庭教会拒绝登记在其名下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理由。在某种意义上,政府支持三自,等于在向家庭教会宣告自己支持异端。这就不仅使家庭教会有动力与三自保持距离,还会使其与政府保持距离。

实际上,三自本身就是推动家庭教会兴起和发展的动力。家庭教会中的一些领袖本来是三自中人,因为对三自内部严重的权力斗争等问题不满而转向家庭教会,甚至自己建立家庭教会。即使那些没有参与内部权力争斗的基督徒,只要在信仰上稍微认真一些,都可能会觉得三自教会普遍存在的那种大规模的聚会模式不能满足自己属灵生命内在的饥渴,因为感觉到大规模的教会不能使自己得到充分的供养而选择离开。有时,三自的大教堂实际上可能成了家庭教会发起或吸纳新成员的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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