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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澎:关于中国宗教问题的战略思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56 次 我要收藏

改革是大势所趋,政教分离是历史的必然。建立宗教特区,改变现有的宗教管理体制只是时机问题。但时机不可能坐等,必须积极准备,创造条件,大胆探索。中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改革的理念,法治的理念,深入人心。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宗教,客观上也要求必须改革宗教管理体制。建立宗教特区是以改革精神进行的大胆尝试的第一步,也是一个需要全民参与的曲折的磨合过程。

就全国而言,宗教信仰者的人数越来越多、宗教的影响越来越大,政府在宗教管理方面的投入与产出比例严重失调,宗教方面的各种问题日益凸显,却是不争的事实。宗教内外不同层次、不同性质、错综复杂的矛盾与问题经过长期累积,已经演变成了党和国家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挑战。尽管近年来国家一再加大对宗教管理的投入,但现有宗教管理体制低效、僵化、无力应对宗教方面问题的被动状况,一直未能得到根本改变。在少数地区,宗教因素往往又与民族问题和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问题交织在一起,使本来就比较复杂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例如2008年的拉萨“3.14”事件、2009年的乌鲁木齐“7.5”事件,尽管主要不是宗教问题,但宗教作为一个因素,在这些事件中无疑起着巨大作用。宗教,作为我国现阶段社会中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一种客观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其作用只会日趋重要,因此,为了国家的安全、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我们非常需要把宗教作为转型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从战略上予以考虑,拿出一套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根本解决办法。

一、定性与定位是解决中国宗教问题的基础

处理任何问题,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性质。宗教在我国社会中究竟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宗教问题在我国究竟属于何种问题,这是研究宗教与宗教问题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其实是如何看待宗教及其功能、作用的问题。

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宗教和宗教组织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作用与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密切的关系。长期以来,许多人对如何科学、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如何看待宗教,看待现阶段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功能与作用,并不完全清楚,甚至完全不清楚。

按照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传统解释,宗教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消极因素,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不是中性的,当然更不可能是积极的。宗教之所以至今在我国仍然被认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问题,许多人一提宗教就紧张、就害怕、就联想到“敌情”,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宗教的基本看法还囿于传统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认识上、观念上没有走出把宗教定性为社会消极因素的误区;宗教问题被严重地泛政治化,因而在涉及宗教问题时,人们总感到有某种风险,总是倾向于一种防范、限制的心理。这样当然不可能对宗教内部、宗教与社会、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问题做出科学的定位。

就中国的具体情况而言,如果国家将宗教视为一种消极的社会因素,不承认宗教具有促进社会和谐与发展的功能,国家与宗教组织的和谐关系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要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就必须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全面客观地看待宗教和宗教功能,在指导思想上解决好国家对宗教的定位问题。对此,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007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正确认识和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关系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胡锦涛对宗教及宗教问题的一系列明确表述,清楚地说明了作为执政党的中共,非常重视“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希望促进宗教关系的和谐,促进宗教与社会的和谐。

然而,由于缺乏对宗教问题的相应的制度安排与配套政策,加之传统意识形态的惯性作用,政府管理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存在着如何看待宗教,如何对其定性、定位的问题。例如,宗教问题应该看成是信仰问题还是政治问题?群众的信仰选择应该是公民权利问题还是意识形态问题?宗教信仰者的宗教实践(活动)应该是文化问题还是公共安全问题?宗教内外的各种矛盾是世界各国各民族社会中共有的普遍问题还是中国才有的特殊问题?宗教问题的性质主要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宗教发展迅速的原因主要是内因还是外因?是社会、经济、文化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宗教问题在中国是个别地区、个别人的问题还是具有普遍性的群众问题?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各方认识很不一致,如何处理上述问题又直接影响我国宗教存在的面貌及其影响社会的方式。需要说明的是,上述这些问题在实际生活中的表现形态与相互关系极为复杂,有时甚至是相互交错、兼而有之。因此对于每一个问题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很难简单地从概念出发,一概而论。但如果对宗教的根本认识缺乏科学的态度,就会在实际工作上表现为宁“左”勿“右”,习惯性地将宗教作为社会消极因素对待,而不是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把宗教看成是公民个人的选择,把宗教组织定位为“完全自由的、与政权无关的志同道合的公民联合会”。

回顾中国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如果我们从建国开始就能对宗教的性质、作用、功能有一个科学、客观的认识,一个合乎实际的定性、定位,宗教在中国的存在就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样子了。总之,对宗教的认识问题不解决,其他一切问题都无从谈起。解决中国的宗教问题,必须从转变认识开始。一些学者认识到如果宗教在中国社会中至今仍然是一个“敏感问题”,执政党要“发挥宗教在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积极作用”,在现实中仍然无法落实。为此,他们大声疾呼要为宗教“脱敏”。笔者认为,为宗教“脱敏”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新对宗教进行定性,除去附加在宗教身上的太多的政治色彩,同时提出一套相应的可操作的配套政策,把对宗教的正确认识落实到政策层面、管理层面。至于对宗教本质与理念的认识,即有神与无神的问题,应将其看成哲学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只有从思想认识上解决了怎么看待宗教的问题,处理中国的宗教问题才能有一个理性的前提与基础。

二、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问题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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