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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良沱、章剑、刘须群、董利: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需要新思维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1028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是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我们在过去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但也有需要反思的地方。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必须把它放到整个国家的伟大变革和社会的巨大变迁的背景下进行,即法治已替代伦理、宗教成为国家治理的核心,宗教管理已从“意识形态角度”走向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而宗教本身则将从上层建筑逐步走向“第三部门”。因此,解决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务实的新思维是: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通过法律手段,使其从非合法状态走向合法状态.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应执行“阻疏结合,以疏为主”的策略。在处理中梵关系上,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上,中国天主教会应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模式。

关键字: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法律;处理;新思维

  一、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我国宗教领域的敏感问题

在我国的宗教领域,天主教的状况十分特殊。既有在国家法律框架内正常活动的天主教爱国会,还有一支解放以来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的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在较长时期内,我国有关管理部门称之为“天主教地下势力”。但实际上,因为其未经国家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登记,活动点也未经批准,违背了国家关于宗教活动的法律法规,称其为“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更为贴切。

在遵循天主教教规教义上,“地上的”天主教爱国会与“地下的”非合法组织并无二致。那为什么会出现这奇怪的现象呢?这源于天主教传统的圣统制特点和梵蒂冈对我国天主教事务的横加干涉。

按照天主教圣统制的权力逻辑:宗徒是基督亲立的,伯多禄为宗徒之长,他是基督亲点的磐石。而按照宗徒的统绪,教宗是伯多禄的继承者,而主教们是其他宗徒的继承者。因之,伯多禄的继承者,也即罗马教宗有权管辖其他宗徒的继承者,也就是主教们。所以,罗马教宗不可否认地享有对整个天主教会的管辖权,甚至主教们不得到他的承认就不能成为主教。因此,汉斯.昆教授认为:“圣统制”体现了全部君主主义要素。“行使统治权(特别是通过外在权力,把使用强力当作最后一着)是服务的反面,是对权力的滥用”。[1]圣统制从来就不是一种纯粹的教阶制度,在圣统制中,与教阶并存的,是上层神职对低层神职和教众的行政控制。这一点,许多拥护圣统制的人也是看到的。圣统制权力高度集中在教廷和教宗手中,教众们虽然也能说几句教会普世性的话,却不能如那位“天主的众仆之仆”一样戴三重冕,坐肩舆的。圣统制下的主教由教宗任命,不服从这位“伯多禄的继承者”的主教皆为非法,教宗公然地要求普世天主教服从他的权力,任何敢于违背教宗的意愿,即使仅仅是对他的权力提出疑义都可能受到惩罚。可见,“圣统制”巧妙地将神权与人权、教牧权与行政管辖权混合在一起,变成无法剥离的一种权力,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全世界主教和信徒听命于罗马教廷。

1949年,新中国成立,罗马教廷顽固坚持一贯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宣传动员教职人员和信徒抵制新生政权。我国政府与之进行坚决斗争,发动全国范围内天主教革新运动,确立“三自”办教原则,成立天主教爱国会和天主教主教团,自选自圣主教,自传自养教会,割断了与罗马教廷政治、经济联系。罗马教廷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不断阻挠和反对中国天主教革新运动。从1950年起,中国大陆天主教会逐渐分成两派,一派站在民族国家立场,坚持“三自”方针,坚持独立自主民主办教。尤其在教会领导权问题上,与罗马教廷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自选自圣主教;另一派则顽固追随罗马教廷,唯教宗马首是瞻,继续拥护罗马教廷对中国教会的统治,坚决反对和抵制“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决不服从党和政府对宗教事务的合法管理。追随罗马教廷的这派天主教势力在政治上反对党的领导,仇视新生政权,他们的行为理所当然地是不能被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所接受的。从1950年起,这派势力开始由公开转入地下进行秘密活动,由此,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逐渐在大陆形成。

在国内天主教非合法组织泛滥的一些重灾区,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分布广泛,活动深入,严重危及当地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

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绝大部分信徒来自农村。在一些“重灾区县”,大多数乡镇自然村都有信徒。地下势力基础比较深厚的乡村几乎家家户户信主,甚至有的村组干部也是信徒。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些天主教徒在地下主教、神父的蛊惑下,敌视天主教爱国会,拒不执行党的政策,拒绝进政府批准的教堂举行宗教活动。上世纪90年代,南方某市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在四大膽礼节期间,多次举行数千人至万人的大型非法聚会,甚至聚众冲击阻挠政府部门执法,对抗政府的依法管理。在这里的广袤农村,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非法聚会点众多,被境外敌对势力称为“田野神学院”。

  二、对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反思

在天主教非合法组织形成和发展的五十余年来,我们在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正确措施,取得了一些好的经验,使广大人民群众认识到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非合法性,遏制了其发展势头。但是,作为一个敏感的宗教领域的问题,我们对五十余年来处理天主教非合法组织问题的经验与教训作一个梳理,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反思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对合法天主教会的作用和对天主教非合法组织的发展潜力认识不足

我国的宗教工作,在新中国成立至“文化大革命”前的这十七年,总的说来,在党中央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宗教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我们清除了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势力,推行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三自”(自传、自治、自养)的正确方针,使天主教、基督教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变为中国教徒独立自主自办的宗教事业。……但是,自1957年以后,“左”的错误逐渐滋长,六十年代中期更进一步地发展起来。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别有用心地利用这种“左”的错误,肆意践踏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宗教问题的科学理论,全盘否定建国以来党对宗教问题的正确方针。他们强行禁止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把宗教界爱国人士以至一般信教群众当作“专政对象”,在宗教界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他们还把某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也视为宗教迷信,强行禁止,个别地方甚至镇压信教群众,破坏民族团结。他们在宗教问题上使用暴力,使宗教活动处于秘密和分散状态,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则利用这种条件,在宗教活动掩盖下大搞违法犯罪活动和反革命破坏活动。[2]

改革开放后,我国纠正“文革”期间错误的宗教政策,中央书记处于1982年3月专门研究了宗教问题,形成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时期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政策》的文件,这个文件确立了我国对待宗教问题的大政方针,促进了我国宗教事业的发展,保证了信教群众的正常宗教生活。

此时,不少天主教信教群众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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