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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心川:当前东亚佛教的复兴情况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735 次 我要收藏

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佛教日益成为东亚诸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推动力量。日本、韩国的佛教为了适应战后的变化都作了自我的调整,提出了「世俗化(人间化)、现代化和科学化(理性化)」的道路,并从教义、组织、仪式和宗教行事等方面,都作了一系列的、深入的改革,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改革。外蒙、俄属埃布尔利亚地区的喇嘛教在摆脱冷战影响后,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大批寺院已恢复或重新建立起来,佛教的历史文物也由国家博物馆归返寺院,佛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表现出十分活跃,涌现出了不少佛教的政党和社会团体,佛教的意识形态正在指导着人民的精神活动。
总之,佛教在东亚地区的职能已由原来的宗教或个人精神解脱日益深入到社会、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与政治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佛教的道德、伦理正在转变成为社会公德或职业道德。东亚的佛教徒正在为世界和平、经济繁荣、实现民族权利和人民民主、改善生态环境等等,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毗邻我国的日本、韩国、蒙古等盛行佛教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自1955年起,国民生产总值已仅次于美国而占世界第二位;韩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133倍,人均产值增加了6.3倍,当前国内生产总值已占居世界第三位,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殖民地变成了一个高技术和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我国从改革开放以来,圆满地完成了三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的成就,世界刮目相看。人们不禁要问,东亚经济的发展究竟与它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什么关系?有人认为在冷战以后,亚洲的民族宗教意识或者宗教文明正在作为国家或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日益起着重要的作用,东亚的价值观、伦理思想形成了使东亚社会实现经济繁荣、进步,公民关系和谐以及法律秩序的基础。东亚最重要的文化传统是起源于印度,繁荣于中国、日本、韩国的佛教;和起源于中国,发展于东亚和东南亚诸国的儒教。在东亚地区进入近代以后,佛教文化与儒教文化虽然不能说完全融合了起来,但已形成混合的基础,这些融合在中、日、韩流行的很多佛教宗派和儒家的某些思想体系中可以清晰地见到。例如:天台宗是我国最早诞生的一个佛教宗派,具有我国的民族特征,这个宗派把印度佛教的中观哲学和儒家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把儒道的心性论,特别是以道德为根本的善恶人性论与佛教的轮回业报思想撮合在一起,鼓吹具有泛神论的「无性有情说」,重视中国传统的直觉思维方式与条理清晰、通俗易懂的注释方法等等。禅宗在坚持佛教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同时,竭力将儒家的心性学说和老庄的自然主义融入到禅学体系中去。从菩提达磨的「与道冥符」到神秀的「观心看净」都可以看到儒、道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佛教是在古代通过韩国传入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作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制度。战后日本佛教对在二战中追随军国主义的错误行动作了忏悔,从而回到了正常的道路上去。五十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日本佛教也适应战后资本主义的需要而急遽发展,提出了要成为「为社会活动着人们的佛教」,也就是「人间的佛教」。为此,他们首先改革了盛行几百年的「本末制度」(本山──末寺的隶属关系),突破了旧时宗派的束缚,很多宗派纷纷脱离原有的隶属关系宣布独立。如四天王寺、圣护院、浅草寺等宣布脱离天台宗,另创很多新宗;净土宗总本山知恩院宣布脱离本宗,创净土宗本派;真言宗的120所寺院自己独立,创空海宗,这些改变虽然丧失了战前的「公认地位」,但是也改变了传统的寺院经济模式,以适应战后的自由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与此同时,还打破了过去单一经营法事活动的方式,向多种经营方式转变,不少寺院创办了非宗教性的宾馆、饭店等事业,甚至向企业入股投资或出租土地等,以增加经济收入;其次为了适应战后民主浪潮的发展,成立了教派内部或教派联盟形式的种种改革组织,如「佛教社会主义同盟」、「宗教革新全国同盟」、「民主大同盟」、「全国佛教革新联盟」等等,这些「佛教教团革新的核心是改变以『家』为本位的旧有体制,使之成为真正基于个人的信仰。具体内容是:废除宗教代表者与行政负责人的一元制……;加强寺院与信徒的联系,扩大信徒对教团事务的发言权;吸收信徒参加宗务管理机关,实行僧俗一体化的管理机制,注重社会实践,开展多样化的传道活动」。[1][1]
日本佛教在战前仅有13宗56派,战后有13宗270个教团,至80年代已发展至157个教派,其中天台系20个,真言系47个,净土系47个,禅宗系22个、日莲宗系38个,奈良佛教系6个。[2][2] 根据1991年日本文部省文化厅在《宗教年鉴》中发表的统计数字,佛教徒总数为84,005,633人,佛教团体为85,318个,佛教寺院为74,736座。这些教派中很多积极参加日本国内外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活动,有的还组织了政党(如「公明党」)和政治团体,参与议会的选举和国家行政的事务,与政治结成了不解之缘。近年来,不少信徒积极参与禁止核武器、保卫世界和平、反对安保条约等和平运动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护自然界的活动等。佛教团体还与教派神道、新兴宗教团体、基督教等发动了声势浩大、连续不断的反对靖国神社国有化和复活军国主义的斗争,此外,在开展增进各国佛教徒之间的友谊、中日友好交往活动等方面也作出了值得称赞的贡献。
佛教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日本的社会、文化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目前日本佛教各宗派举办的教育设施遍及日本的都、道、府、县,也深入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等各个层次。据不完整的统计,有佛教大学31所,大学院17所,短期大学51所,高等学院113所(高中),这些学校不仅传授佛教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修行实践,培养佛教的精神和情操,而且也讲授一般的文化知识。在不少佛教团体中还建立了自己的音乐团体,利用佛教节日、集会商社会活动中开展活动。佛教在日本的建筑、雕塑、造像工艺等等方面也有相当影响。此外,在佛学研究方面一直居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每年要出版数以千计的经书、学术专著和刊物,供人们阅读。
佛教在日本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不仅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也提供了一种指导意识的形态和服务精神。佛教的奉献精神有着深远的理论和历史渊源。大乘佛教最主要的思想是「普渡众生」,即「他人不度,我不得度」,这种思想传入日本后一直被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日莲圣人在创立他的宗派时,就认为《法华经》是一部教导勤劳、服务的经典,要佛教徒认真学习。日本佛教的奠基人之一行基(668~743)在一首诗中说:「我得《法华经》者捆薪、摘菜、汲水、服务」,[3][3] 因之勤劳、服务一直是日本佛教的根本精神,也是佛教留给日本人民珍贵的精神遗产,这种精神在日本战后经济建设中无疑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韩国佛教连绵至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是韩国传统文
化的主要组成部份之-,在政治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重要的作用,韩国的佛教是由中国传入的,从历史上看,韩国佛教在其总的发展趋势上都受到了中国佛教的影响。中国隋唐时期的佛教促成了新罗佛教的广泛流传,宋明佛教的教禅合一、儒释道三者的合流使高丽、朝鲜佛教出现了各教会通的情况,以后禅宗在中国成为佛教的主流,在韩国也出现同样的情况,当然,佛教传入韩国后,与韩国民族文化相结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例如韩国把佛教的「世俗五戒」解释为:「一曰事君以忠;二曰事亲以孝;三曰交友有信;四曰临阵无退;五曰杀生有择」,这和印度、中国的解释是截然不同的,因此,护国主义成了韩国佛教的根本精神,忠孝成为道德伦理准则。战后,韩国佛教在清除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据最近的统计,韩国的佛教徒约占全国总人口的35%,占宗教徒总数的50%,达1300余万人,宗派有27个。[4][4]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中国古代早已湮没的宗派如三论宗、法相宗等却在韩国名义上还保存着。韩国现有一般佛教团体60个,青年佛教会46个,大学生佛教团体30个,佛教初高中学生会66个,儿童会10个。韩国佛教各宗团开办的大专院校有76所,初高中22所以及大批小学和幼儿园等。另外,还有超宗派的全国性组织「韩国佛教宗团协议会」,这个协议会的主要职责是:弘布佛法,推行教化,进行教义学术研究,发展佛教文化和弘扬民族精神,推进佛教福祉和社会救护,发展国际佛教交流等等。另外,由于实行了军僧、警僧制,在韩国的军队中设有一定数量的从军法师和警僧。韩国佛教徒近年来在「三化」(实行人类福祉化、佛教生活化、佛国净土化)方针的指导下,积极参与了国家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建设工作。佛教提供的很多道德伦理轨范和戒律。如对国家、小区和家庭的忠诚及团结;对其他宗教的宽容;对他人的慈悲、体恤及平等;对劳动的热爱和勤勉等等,已成为韩国人民的内在价值观和职业道德。例如在韩国第四共和时期,极为强调用忠孝观念来促进国家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企业、事业的发展,这种活动不是纯然为了实现私人的利益,而是对国家公共利益忠贞的表现,大乘佛教的利他主义在这里得到了活生生的体现。韩国就是依靠了这些精神而使经济腾飞的。

近年来值得注意的是,在外蒙和俄属西伯利亚地区出现了大规模佛教复兴的现象。蒙古的喇嘛教是在十三世纪中叶时由西藏传入的。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后,外蒙一度成为封建神权君主国家。到了1920年,全外蒙有喇嘛寺庙2,560座,喇嘛105,500人,1924年神权国家被推翻,建立了人民共和国,实行政教分商。1934年外蒙政府颁布了新的宗教改革方案,对喇嘛效寺院封建主采取限制的政策,嗣后在全国掀起了没收喇嘛教寺院的财产运动,其结果除几个主要寺庙被保留外,其余全都被关闭了。1940年蒙古新宪法公开宣布全部喇嘛寺院封建主已被消灭,从此喇嘛教也就名存实亡了。随着冷战结束,前苏联解体后,外蒙也开始了民主化的过程,1988年2月,蒙古人民党举行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作出决议,对过去被无端迫害的喇嘛和教徒进行平反并恢复名誉。1990年3月举行的八中全会上决定蒙古实行多党选举并联合执政。同年10月国家颁布了《关于协调国家与寺庙关系的法令》,该法令宣称:「政权(机关)和寺庙奉行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恢复传统文化和习俗。」「在更新和恢复寺庙的道场活动时,要把古代的传统和现在的需要结合起来,用先进的制度发展宗教」等等。[5][5] 1992年外蒙颁布了历史上第四个宪法,宪法重申:国家尊重宗教,宗教崇尚国家;公民有宗教信仰与不信仰的自由。从此,「国家与宗教达成了历史的和解」,走上了「共存共荣」的道路。[6][6] 在国家法律和政府的保证下,外蒙的佛教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中都表现得很活跃,涌现出几个宗教性的政党,如蒙古真正信教者联盟、蒙古宗教民主党、蒙古人民党、蒙古民主党,甚至还酝酿建立蒙古佛教党等等,这些政党拥有大批教徒、神职人员。他们共同高举佛教的旗帜,要求恢复喇嘛教的传统和佛教的文化,实现彻底的信仰自由和重建佛教与政府之间的传统关系,要求恢复和兴建庙宇、归还佛教原有的文物等。有的政党(蒙古人民党)甚至公开要求实行政教合一的国家制度,以佛教的中观哲学作者指导的意识形态,用佛教的宇宙观解释世界等等,此外,他们还积极参与国际佛教徒的活动。例如1970年蒙古的佛教组织联合亚洲15个国家的佛教组织,在乌兰巴托成立了亚洲佛教徒促进和平委员会,嗣后又改名为亚洲佛教和平会,这个组织的宗旨和任务是:联合亚洲佛教徒争取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以和平、和谐及社会公正为最高理想的佛教学说的传播和实施,彻底禁止核武器和其它杀伤武器,支持各国人民的争取独立和自由,保护人的权利和尊严等等,[7][7] 此外,参加了联合国召开的裁军会议和世界和平大会等等。

俄罗斯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十七至十八世纪初,沙皇彼得大帝打通了从中亚到印度的通道,占领了西伯利亚广大地区,随后我国蒙藏地区的喇嘛教也就传入了西伯利亚。十七世纪三○年代,蒙古的佛教首先传入卡尔梅克,尔后又传入图瓦(乌梁海地区)、布利亚持、伊尔库茨克等地,逐渐流传开来并得到迅速的发展。到十月革命胜利前,在布利亚持有寺庙46座,喇嘛约5000人,图瓦有寺庙33座,喇嘛约4000人,赤塔洲有寺庙8座,喇嘛约2000人。此外,在彼得堡还有一座专供喇嘛教徒朝觐沙皇的富丽堂皇的喇嘛寺。[8][8] 在沙俄时代,俄国对佛学的研究在欧洲是首屈一指的,出现过很多著名佛学家,俄国科学院曾出版《佛教文库》大型丛书。十月革命后,特别是在三○年代,俄国的喇嘛教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所有寺庙遭关闭,不少僧侣和信徒受迫害,大量佛教文物遭破坏或被转移到了其它地方,藏医研究被勒令停止,佛教文化几乎荡然无存,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当局才恢复了于十九世纪改建的阿嗄扎仓(寺庙),1950年由布利亚特首府乌兰乌德的佛教徒集资兴建了伊沃尔扎仓,在前苏联最后统治时期,只有上述两座扎仓在活动。前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喇嘛教获得了新生,很多地区的喇嘛教寺庙重新被恢复并新盖了一批寺庙。到1992年底,仅在西伯利亚地区就新建并举行开光的寺院有10座。沙俄和前苏联时代喇嘛庙中保存的一些文物和艺术品也陆续归还原主。例如,彼得堡的彼得堡大帝人类学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向阿嗄扎仓归还了2000件物品,布利亚特艺术基金会也向中央佛教徒宗教管理局转交了数千件文物,但这只是过去的一小部分。随着寺院的恢复与新建,喇嘛教徒的数量也直线上升。据俄罗斯目睹者巴拉维雅夫最近的报告,在布利亚特的总人口130万人口中有75万左右是佛教徒,卡尔梅克的33万人中有20万是佛教徒,图瓦的29万人中有20万是佛教徒,此外,在赤塔、雅库特、阿尔泰等地区也有很多的佛教徒,在欧化的俄罗斯人、爱沙尼亚人及立陶宛人中也有一批皈依佛教的人。卡尔梅克还郑重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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