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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其敏: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937 次 我要收藏

内容摘要: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宗教的这种两重性是宗教本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无论作为社会文化还是作为社会力量,都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形成这样那样的互动。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主要地互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并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要比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范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更为重大。本文以宗教的两重性为基础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以及多元宗教社会中的二者互动的条件。

  宗教与政治是两种不同的历史现象,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事物,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人以及由人们组成的社会群体来推动的。二者的互动是直接涉及人们利益和社会发展的、非常具体的和操作色彩相当强的社会运动过程。无论是一元宗教的社会还是多元宗教的社会,无论是政教合一还是政教分离,历史上的各种政权和宗教群体为了寻求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不失其本而又恰当地把握宗教的两重性,并在宗教与政治之间建立某种和谐的或相互容纳的关系,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努力,如何认识和把握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具有实际意义。本文以宗教的两重性为基础探讨了宗教与政治互动的方式、宗教与政治结合的模式,以及多元宗教社会中的二者互动的条件。

  一、宗教的两重性是宗教与政治互动的基础

宗教的两重性在宗教社会学中常用来解释宗教功能的两面性特征,无论人们对宗教两重性有多么不同的归纳,它们都是以最基本的两重性为基础的:一方面,任何宗教都主张宗教信仰的根本要素有自己内在的起因和特性,宗教的价值取向是比现实社会美好千百倍的彼岸世界,是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天国,是不受社会约束的;另一方面,宗教的信仰者和宗教的组织生存于现实世界,宗教信仰者在事实上都不否认,信仰、礼仪和宗教的组织形式是深受社会影响的。这种两重性不是功能上的,而是由宗教的根本性质所决定,即宗教理想与现实社会的距离和不满,最终导致它多多少少要介入社会生活。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个根本属性的基础上,其表现方式和互动取向一般也受到这种两重性的制约。

政治是人们在一定基础上围绕着特定利益,借助于社会公共权力来规定和实现特定权利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政治不仅使人们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要求而结成特定的国家、政党、政治团体等政治力量,采取政治管理、政治统治、政治斗争等政治行为,而且使人类社会在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形成政治制度,并依据特定的政治权力关系进行政治利益(亦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经济利益)的分配。因此,政治也被看作一种社会设置,是人类群体为了延续和发展,形成某些规则以协调利益的结果。它表明权力应该如何使用,由什么人来使用,以保证人们采用被允许的方式取得稀有资源。在社会生活中,由于人们所努力追求的许多价值(权力、威望和收入)供给严重不足,因而每个社会都面临着破坏性的紧张冲突。在每一个社会里,总是允许把一些手段(在不同社会这些手段是不一样的)作为保持或维护稀有资源的方法。一般认为,作为社会管理之公共权力的政治,早在国家形态出现很久以前就已经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原始部落中了。在氏族—部落社会,不仅氏族内部成员的行为需要规范化,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需要秩序化,而且在氏族之间,除了婚姻关系、交换关系之外,还有因占有生活资源或配偶而形成的利益冲突和战争。因此在氏族—部落社会形成的最初阶段,不仅出现了超越于个人之上的以氏族为单位的集体利益,而且形成了旨在维护氏族—部落社会秩序、协调氏族—部落内外利益关系的集体意志,以及体现这种集体意志的公共权力(对个人而言,这种公共权力具有超越的、强制的和异化的性质)。由追求和维护这种群体利益所产生的集体意志和公共权力,就是最初的政治。

与政治性的社会设置相反,宗教追求的是灵魂的解脱或得救,从这一点来说,宗教总是有超越现实的或说与现实保持某种距离的一面。在宗教信仰中,只有天国(天堂或西方净土等)才是最神圣的、最完善的和最美好的(那里没有饥饿、没有病痛、没有战争、没有不平等……)。而人间的政权,无论实行什么制度,社会无论怎样繁荣,以宗教的终极标准来看,都是不完美的、不神圣的和有缺陷的,充其量只是那个神圣王国的摹仿。宗教总是有一个作为现实社会对应物的超越的理想天国,总是有一个比现实社会美好千百倍的彼岸世界。一旦宗教没有了这个属性,宗教就失去了自身的独特性。

但是任何宗教,只要是生存于现实社会之中,就不能不对现实生活有所扬弃,在价值上有所取舍,①即使是虚无主义地隐遁于深山密林,也于无形中对现实世界做出了一种评判。无论宗教多么虔诚地处理人与天国的事务,总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尘世,总是或主动或被动地与世俗政权打交道。因为,在功能理论看来,宗教所涉及的虽然是超出日常生活经验范围的经验(对于某种来世的信仰和反应),但是在知识和技术不能提供适应性手段或调整机制的人类生活领域,宗教有两个重要的功能:⑴在关于来世的广阔视野之下,为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和挫折提供意义;⑵为促进与来世的联系,提供一种仪式工具。在一个稳定社会中,宗教是个人和集团追求终极价值的工具,“一种从失败到成功的补偿”,但决不是对这些价值的否定。在这一方面,宗教彰显出其“牧师”的职能:它可以把人们的不满情绪缩小到最低限度;通过宗教所提供的某种宏观的、不可验证的解释,为处于生活变化无常、历史动荡不安的人们提供安全感和终极意义的解释;宗教对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的神化,使它可以维持群体目标对个人欲望和不利于群体利益的冲动的控制。

宗教的花朵盛开在天国,宗教的枝干扎根于尘世。宗教的这种两重性是宗教本质的必然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无论作为社会文化还是作为社会力量,都不可避免地会与政治形成这样那样的互动。而且,二者互动的内容与作用方式,总是受到社会生活及其发展变化的制约。远古时代的人类群体关注的焦点之一是自然界能否提供充足的食物,在那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宗教活动中,自然崇拜始终占了相当大的比重。那时作为公共权力化身的酋长,不仅履行对内协调氏族成员关系,对外代表本氏族根本利益的职责,而且还要代表氏族(或部落)整体与神灵世界打交道,主持祭祀仪式,祈求猎物丰盛或风调雨顺。在这种过程中,氏族—部落首领自然得到一定程度的神化(有一系列的禁忌使之变得神圣不可侵犯)并享有一定的特权,这无疑也极大地增强了氏族首领的行政权威。然而远古时代人们对群体自身生殖力的关注,又使得作为氏族整体化身的酋长必须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一旦他的身体显示出衰老的征兆,无论他多么有权威
,也不论他曾经立下多么大的功劳,人们都会毫不留情地将他处死,代之以新的年轻力壮的酋长。①虽然神化酋长和残杀酋长表现为对立的二极,从观念的角度看是个悖论,但在社会根源上却是一致的,即谋取社会群体生存和发展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最质朴的但却极具普遍性的历史现象中,十分明显地表露出宗教与政治的互动方向和内容,最终不是取决于人们的观念或“主义”,而是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利益。

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不同于宗教与艺术主要地互动于审美的或超越现实的层面,不同于宗教与科学主要地互动于宇宙观和方法论的层面,也不同于宗教与道德主要地互动于伦理体系和人生准则的层面,而是主要地互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分配并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宗教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要比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范畴的关系更为复杂,其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更为重大。这种复杂性的基础,在于宗教内在的两重性。即使在近现代政教分离的社会结构中,在世俗化的潮流席卷整个世界的今天,人们依然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种张力对政教关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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