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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雨田:论伊斯兰教在非洲的政治作用(摘译)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3-04-27 点击: 820 次 我要收藏

作者:〔西德〕雅米尔.M.阿本—纳色尔 
新近估计,非洲大约生活着1亿8千万穆斯林。其中埃及、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莫洛哥等北方5国有8300万人,黑非洲有9900万人,人数仍在不断增加。法国穆斯林学者文桑.蒙泰尔在其名著《黑色伊斯兰》一书中,把伊斯兰教描述为一种“征服非洲的宗教”。伊斯兰教在约有2亿2千万非穆斯林的黑非洲继续传播,不像在北方,伊斯兰化已经达到极限,而且非穆斯林已经不到600万了。
  过去,尽管穆斯林人数有所增加,但在独立后不久,伊斯兰教在黑非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一直处于守势。在西非和东非,它支持本国的民族运动,而在大部分黑非独立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穆斯林领袖仅仅起了一种次要作用。然而近几年来,黑非穆斯林再也不甘心继续容忍伊斯兰教在政治生活中的次等地位了。穆斯林领袖和团体出现在多数的非洲国家政治舞台上,鼓吹在社会生活中复兴伊斯兰教。近东和北非激进伊斯兰领袖要求按照伊斯兰思想改建本国的整个政治制度,而黑非穆斯林却处于好斗的基本的伊斯兰时代潮流之外。非洲伊斯兰教的人数在增加,穆斯林要求它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本文的中心议题是:为什么伊斯兰教没有成为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朗型的宗教民族主义的基础?
  1.近东和北非:激进伊斯兰教
  最近十年来,激进伊斯兰的浪潮大大改变了近东和北非的政治局势,迫使这些地区的民族领袖重新考虑他们在追求现代化与将自己等同于伊斯兰教之间的态度。只有阿尔及利亚,在被描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纲领和激进的伊斯兰浪潮出现前,就已将自己等同于伊斯兰的独立倾向之间实现了共存。其所以可能,是由于阿布杜尔—哈密德.布.巴地斯领导的阿尔及利亚改革运动,从20年以来就对此纲领作了准备;此外,还因为1965—1979 年间,阿尔及利亚人有了胡阿里.布迈丁这样一位领袖,他能够利用伊斯兰严格的完美性和对社会发展的强烈责任感使大多数阿尔及利亚人坚信这个纲领的正确性。在利比亚,1969年卡扎菲接管了政权,导致国家意识形态同激进伊斯兰学说一些特征的结合。
  人们首先把卡扎菲视为一位先知,而后才是一位政治家,因为他在《绿皮书》中,勾划出一幅把伊斯兰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政治制度的轮廓,想以此解决整个世界的政治问题。在北非其他国家,统治者则试图采取让步或立法措施,削弱有一定基础的伊斯兰教对自己权威的威胁。突尼斯提供了这样的范例:北非政治家被迫承认激进伊斯兰的政治势力和斗争中被迫接受的政治手段。1981年7月,布尔吉巴总统使迄今仍遭迫害的突尼斯共产党合法化,与此同时,却对激进伊斯兰运动的领袖提出诉讼。
  在埃及,1981年10月6日,萨达特总统被谋杀,这是他的政权同包括各种团体与思潮的政治反对派之间论战的高潮。穆斯林激进派领袖几乎在一切社会团体中都拥有信徒,他们对巩固反对派起了催化剂作用。一个时期以来,激进伊斯兰分子还渗透到军队中。萨达特总统死前一星期,就估计到学生中的激进伊斯兰骨干分子有7000人。最重要的伊斯兰反对派团体是“穆斯林兄弟会”,其成员在埃及估计有100万人。1981年9月,有1537名反对派领导人被捕,其中有3位穆斯林兄弟会最重要的领袖。这是政府控制政治反对派的一种绝望的企图。谋杀萨达特的军人,可能属于穆斯林兄弟会,这对北非和近东其他政治领导人发出了一个警告:千万不可低估伊斯兰强硬派的干扰。
  2.黑非洲:激进伊斯兰微不足道的作用
  在许多黑非国家,伊斯兰教是传统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全部居民均为穆斯林的索马里和毛里塔尼亚、以及穆斯林占居民人数80%以上的几内亚和塞内加尔是这样,下列国家也是如此:穆斯林占少数但统治着整个国家,如北尼日利亚。或者因其社会和经济影响,穆斯林仍具有政治重要性,如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但是,穆斯林占多数的黑非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似乎并未感到伊斯兰教是他们必须退却的直接威胁。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次利用伊斯兰名义反抗国家权威的事件是1980年12月发生于北几内亚的卡诺暴动:一个被称为穆斯林狂热派的团体在喀麦隆宗教学者穆罕默德.玛尔瓦的领导下公开试图控制这个城市。暴动因军队的镇压而惨遭失败,1000余人被处死。大体说来,黑非穆斯林不希望、甚至不能设想用伊斯兰强硬派的意识形态来改变本国的政治结构。
  伊斯兰强硬派在黑非微不足道的政治意义可能与此有关:黑非穆斯林的宗教意识并未因伊斯兰改革运动而发生根本变化。而在近东与北非,它却使穆斯林认为:伊斯兰教能够给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奠定可靠基础。激进伊斯兰领袖们宣传一种以“萨拉菲雅改革论”的简单原则为基础的思想意识。“萨拉菲雅改革论”产生于19世纪最后30年的埃及,其出发点是赞许欧洲人对穆斯林的军事和经济考察。但由于穆斯林相信自己的宗教包含着神的最终启示,因而使改革家难以想象,他们社会的落后竟同伊斯兰教有关。这只能被解释为是由于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的缘故。“萨拉菲雅”的代表断言:如果伊斯兰教被正确理解,就可以成为建设现代化的、富裕的和社会进步的国家的基础。改革家们在穆斯林宗教意识中创造了这样的信念:真正的伊斯兰教不同于传统伊斯兰教法所塑造的形象以及现存穆斯林生活方式。激进伊斯兰因信仰真正伊斯兰精神的存在而获得进取力量,它有别于传统伊斯兰而又无法具体阐明。
  同北非与近东相反,黑非伊斯兰并未因真正伊斯兰的改革观念而被改造为抽象的革命意识,尽管这种改革论在黑非也拥有代表人物。改革论在东非的影响甚小。1900-1940年,当改革运动在北非和近东改造了穆斯林的宗教和政治意识之时,东非却未产生类似的进展。肯尼亚学者阿里.萨里姆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东非不需要统一的、有组织的和系统的改革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西非穆斯林中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改革家,有两个团体十分活跃。一个是“萨巴努协会”,其中心是马里的巴马科。该协会的领导人都是学者。30年代,他们在开罗艾资哈尔大学学习,受到伊斯兰教育的熏陶。该协会的绝大部分成员是由中小商人组成的,是活动于欧洲大商业公司和非洲人之间的经纪人。该协会的活动首先是通过建立现代古兰经学校,促进传播正统的伊斯兰学说和阿拉伯语知识。50年代,“萨巴努协会”除在马里外,在几内亚、塞拉利昂、象牙海岸和上沃尔特也拥有积极分子。它的信徒还组成了扩展到西非之外的社团,表现出经营精明和严肃虔诚的特征。
  另一个重要的改革团体产生于塞内加尔,领导人是赛赫.阿布杜拉耶.杜尔。他于1952 -1953年后建立了“穆斯林文化同盟,”其宗旨是传扬改革学说。18世纪以来,改革指的是有教养的穆斯林努力争取穆斯林生活中伊斯兰和非伊斯兰信仰的融和,严格遵守伊斯兰法规。
  在西非和东非,“萨拉菲雅学说”也是新改革家努力的出发点。但是,改革学说并未导致真正伊斯兰的抽象观念在黑非穆斯林中的传播。在黑非穆斯林的意识中,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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