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风窗》2010年第7期

“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简单继承了西方启蒙运动对人性的盲目自信，西方近代以来基于种种世俗主义的社会实验，被中国拿来接连不断地以自己的社会做试验。

改革开放30年来，信仰危机的阴影一直悬挂在中国人的头上。在《信仰但不认同——当代中国信仰的社会学诠释》一书中，李向平教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信仰危机。

第一种是无信仰的危机，这是改革开放初期所说的那种理想幻灭、信仰缺失的景象。一个没有信仰和理想的个人，犹如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而一个民族失去了信仰和理想，仅以物质生存条件为目标，则会变得十分可怕。第二种是有信仰无社会表达形式的危机。近30年来，各种宗教和准宗教现象在中华大地上此起彼伏，看似生机勃勃，然而信仰危机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峻，其中的关键或发展的瓶颈，便是这些宗教或准宗教性质的信仰难以找到合法而适当的表达形式。

绝望的寻找

“宗教与信仰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它是无数私人信仰的集合，在于它的组织和制度的建构，是信仰群体的共识与制度化的结果，所以在构成宗教的若干要素之中，信仰关系的组织化就是宗教成立的基础。”

“对于宗教信仰，中国人常以非常私人的方式来选择、解释和表达。人们常常说中国人没有宗教，指的是宗教所具有的制度与组织的形式，而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常不需要制度或组织的表达方式，特别喜好的是一种松散的、随意的、不喜爱接受组织拘束的私人信仰。杨庆堃提出的‘制度宗教’与‘扩散宗教’的一对概念，恰好就揭示了中国人这种以私人为中心、非常个体化的信仰模式。”李向平的辨析，可以说是以极大的努力，达到了很高程度的澄清。

但是，对于信仰这个概念本身，还可以更加深入细致地梳理和分析。信仰、信奉、信赖、信靠、信任是什么关系?更重要的是，宗教信仰、政治信仰、文化信仰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者曾经提出多种宗教替代论，包括伦理代宗教(梁漱溟)、美育代宗教(蔡元培)、科学代宗教 (陈独秀)、哲学代宗教(冯友兰)，最后是主义代宗教(政治革命)，最终建构了一种以革命主义为信仰核心的民族国家建设运动。

恰如本书中多次引述梁漱溟在《中国建国之路》中指出的那样，“今天我的路没走通，而共产党的救国建国运动却有成效于世……简单扼要说，中共只是无意中做了两桩事：好像一个伟大宗教那样子，填补了中国缺乏宗教的漏空；此其一。”

然而，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以后，主义代宗教的成效却日渐丧失，主义的魅力消解了，伦理的效力衰败了，结果是社会大面积腐败，道德堕落，社会规范失序。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种信仰会从它的原初动机和崇高理想走向它的反面?为什么各种宗教替代品要么广大民众不予接受，要么难以持久?问题出在哪里?

我认为，问题出在对于宗教信仰和其它信仰的混淆。这种混淆，肇始于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世俗化倡导者们对于人性的盲目自信，认为人类必须摆脱宗教，依靠人自身就能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直至实现平等、自由、博爱的美好社会。“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简单地继承了这份启蒙运动的思想遗产，否认中国文化的宗教性，鼓吹科学主义，相信人定胜天。在摒弃宗教之后，西方近代以来基于种种世俗主义的社会试验，被中国拿来接连不断地以自己的社会做试验，结果是给人们带来一次次巨大的灾难。

在启蒙运动这种思想氛围下，就连对于宗教充满同情的思想者也纷纷表示宗教必将衰落，直至消亡。正是在这种语境下，社会学家迪尔凯姆认为宗教虽然具有很重要的社会道德功能，但是宗教的衰落已不可避免，因此必须寻找宗教的替代物，以便维护社会的正常运行。

迪尔凯姆对于宗教替代物的寻找甚至达到了绝望的程度，前后查验了家庭、学校、政党、工会等社会组织制度，但没有发现哪一个社会组织制度足以替代宗教的社会道德功能。尽管如此，迪尔凯姆还是为各种替代物预留了位置。

文章的脚注信息由WordPress的wp-posturl插件自动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