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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广锠:敦煌遗书:鲜活勾画中国古代佛教寺院生态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3-25 点击: 1517 次 我要收藏

 

 

前贤有言:“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倡导写文章必须在扎扎实实的资料基础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学术研究依靠的资料可分为两类:老资料、新资料。老资料固然不可忽视,新资料的意义更加重大。就佛教研究而言,当前尤其需要提倡挖掘新资料、研究新问题。

 

佛教研究需在大藏经基础上有所开拓

 

在佛教研究领域,所谓“老资料”,主要指传统的大藏经。百年来,大藏经在佛教研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取得了辉煌的成果。近代以来所产生的佛教研究成果均少不了大藏经的贡献;在可以预期的将来,大藏经依然是佛教研究的资料基础。大藏经的“三要素”之一为“取舍标准”,亦即大藏经所收入的实际是被历代编藏僧人过滤后的资料。从大藏经历史而言,早期的写本藏经,重域外翻译佛典,轻中华佛教撰著。其后的刻本大藏经,虽然收入中华佛教撰著,但随意性较强。晚期的刻本大藏经,所收禅宗语录可称浮滥。就总体而言,其功能虽然兼具义理、信仰两者,其内涵则表现出重义理、轻信仰的倾向。所以,从资料性而言,大藏经有着先天的局限。举例来说,敦煌遗书中发现的《大藏经总目录》,是唐代民间流传的文献。所列的佛经目录及其卷数虽大抵荒诞不经,但究其初意,应为向赴西天取经的僧人提供参考。随着佛教的发展,该文献成为佛教信众逝世后入冥的护符之一。遗憾的是,该文献既不为古代修造大藏经的僧人所重,也被现代佛教人士所排斥。吴承恩曾将该文献采摘入《西游记》。我也看到过该文献的明代刻本、清宫刻本,近年收集到多达五六种民间新印流通本。可是,由于大藏经未将其收入,其价值也自然不为人们所重视。又如南北朝敦煌遗书中记录了东晋著名僧人刘萨诃创立的一种礼拜法,据说依此礼拜,可以消灭罪孽。这种礼拜法由于充溢着浓郁的中国民间信仰气息,故被大藏经所排斥。其实,在唐代,它就被改头换面为玄奘从印度带回的礼拜法而广为流传,乃至近年民间印刷的佛教结缘书中依然载有这一礼拜法。由此,我们不禁为此类文献的顽强生命力、为它们一直影响着广大民众的信仰生活而惊异,同时不得不为传统大藏经无视这些珍贵资料而惋惜。这也是我主张新编大藏经应该将“资料性”纳入编藏理路的原因。

 

敦煌诸佛教寺院并不存在宗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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