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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哥大名誉博士学位答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9 点击: 974 次 我要收藏

冯友兰先生在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仪式上的答词

索尔云校长,迪百瑞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我很感谢我的母校给予我的荣誉,我很高兴。我在1920年春进入哥伦比亚研究院,1923年夏,通过了哲学博士学位的最终考试。由于我的博士论文当时还没有出版,我没有参加1923年授予学位仪式。我的博士学位是在1924年我已经回到中国以后正式授予的,所以未能亲自接受文凭。我在1923年、1924年未能得到的机会,我的母校今天给我补上了。
现在,再将近六十年之后,我又终于回到了哥伦比亚。我到此后,感慨万端。我看到母校已经惊人地发展了,也看到校园犹是,人事全非。我的老师杜威教授、伍德布里奇教授、蒙太格教授都不在了。但是他们的音容,他们对我的教诲和帮助,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我在这里当学生的时候,曾申请一项奖学金。为这件事我请求杜威教授写一封推荐信。他立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的最后一句话说:“Mr.Fung is a student of real scholarly caliber”(冯君这个学生是一个真正学者的材料。)我没有得到这项奖学金,但是这句话是我获得了鼓舞和信心。倘若杜威教授今天还在,看到这个学生还没有完全辜负他的赞许,也许会高兴吧。
六十年是个很漫长的旅程,我这个旅程充满了希望和失望,成功和失败,被人理解和被人误解,有时居然受到赞扬和往往受到谴责。对于许多人,尤其是海外人士,我似乎有点令人困惑不解。让我借这个机会说说我的旅程的性质,或许能澄清令人困惑不解的地方。
我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时代。我所要回到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性质,如何适当地处理这种冲突,解决这种矛盾;又如何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是自己与之相适应。
我第一次来到美国正值我国五四运动末期,这个运动是当时的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高潮。我是带着这些问题而来的,我开始认真地研究它们。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的思想发展有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用地理区域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东方、西方的差别。在第二阶段,我用历史时代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古代、近代的差别。在第三阶段,我用社会发展来解释文化差别,就是说,文化差别是社会类型的差别。
在1922年,我向哲学系讨论会提交一篇论文,题为《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后来发表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我在这篇论文中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这实际上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可是待我一深入研究哲学史,就发现这种流向的见解并不对。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这个看法后来就成为我的博士论文的主要论题。我从中国哲学史和欧洲哲学史中选出实例,证明我的论点。这个论题及其力争就构成我的博士论文,于1924年出版,题为《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
这部书虽然否定了对于不同文化矛盾冲突的流行的解释,但是也没有提出新的解释来代替它。这种新的解释却蕴含在我后来的著作《中国哲学史》里。这部书也许是一部较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多谢布德教授的翻译,使它得以广泛流传。这部书没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历史划分为古代、中古、近代等三个时代,而代之以另一种分发,把中国哲学史划分为两个时代,即子学时代,经学时代,相当于西方哲学史中的古代、中古时代。这部书断言:严格地说,在中国还未曾有过近代哲学,但是一旦中国实现了近代化,就会有近代中国哲学。这个论断含蓄地指明,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实际上就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
但是中古和近代这两个词的内容是什么呢?不久我开始认识到,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还早了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茶叶革命。产业革命之前生常以家庭为本位。产业革命之后,由于采用了机器,生产社会化了,就是说,他规模扩大了,有很大的人群进行,而不是由分散的家庭进行。在四十年代我写了六部书,其中有一部的副题是《中国到自由之路》。我在这部书中指出,这条路就是近代化,而近代化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革命。
在四十年代,我开始不满足于做一个哲学史家,而要做一个哲学家。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在我的《中国哲学史》里,我说过,近代中国哲学正在创造之中。到四十年底,我就努力使自己成为近代红果哲学的创作者之一。我开始认为,要解释不同文化的矛盾冲突,无论是用地理区域还是用历史时代都不如用社会类型来的令人满意,因为前两种解释不能指出解决的道路,而后一种解释正好指出了道路,即产业革命。
接着中国革命胜利了,革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支持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人们深信,正是这场革命制止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军阀和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拯救出了中国,重新获得了中国的独立和自由。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有人说这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真理。中国人民不接受这种责难。至于我本人,我不是完全的实用主义者,虽然约翰杜威是我的老师。我不认为实用主义揭示了真理的实质,但是我认为实用主义提供了发现真理的一种方法。真理的实质是主观观念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但是人总是人,人怎样知道哪个观念是符合客观事实的呢?只有用实践和实验来检验。这是个公开的秘密。这个方法,所有的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在使用。杜威教授的《怎样思想》一书中列举了大量实例来说明这一点。中国人民,包括知识分子,不过是使用了这种常识的方法罢了。
不管怎么说,在五十年代,中国中产党的威信是很高的,这不仅在政治方面,更为重要的事业在道德方面。知识分子们,为革命的胜利所鼓舞,一起努力,帮助建设新的社会主义社会。我自己的努力使修订我的《中国哲学史》。这个修订本只出版了头两册之后,我又感到修订得连我自己也不满意。我又招收修订修订本,但是在他即将付印之前,我发现这个修订修订本又必须重新再写。这一次,我完全从头开始写。三十年已经过去了,就这样修订、重写,还没有出版定本。这样拖延,固然一方面是由于非我所能控制的原因,可是我必须说明,也是由于在许多论点上我还在踌躇,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我一直在左右摇摆。踌躇摇摆是由于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解决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的问题。这个问题又进一步表现为如何继承精神遗产的问题,五十年代中期我就提出这个问题,一时讨论得很热烈。
最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简单地宣布:过去的哲学都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因而毫无继承的价值。现在应当不管过去,只当它并不存在。现在应当从零开始,一切都要重新建立。这种观点显然在理论上过分简单化,在实践上也行不通。过去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任何主观的观点都无法抹杀它。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懂得,现在是过去的积蓄和发展。高一级的社会类型取代了第一级的社会类型,正像汽船取代了划艇。汽船取代了划艇,但是他的制造和运动所依据的一半眼里,却与划艇所依据的相同。划艇的经验和试验都是汽船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其阐释划艇的发展,这正是“发展”一词的真谛。发展过程是一种辩证的运动。用黑格尔的术语说,就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换言之,就是正、反、合。这样的合,包括了正、反的一切精华。在这个意义上,现在应当包括过去的一切精华。这是解决不同的文化矛盾冲突的自然方式。这种解决应当是给个儿称之为“奥伏赫变”的过程。这的确是一种很复杂的过程,是与简单化针锋相对的。
这就是我现在理解的历史发展的意义。本着这种理解,再来修订我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我就不再踌躇摇摆了。
通观中国历史,每当国家完成统一,建立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各族人民和睦相处的时候,随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当时社会结构的理论基础和时代精神的内容,也是国家统一在人的思想中的反映。儒家、新儒家都是这样的哲学体系。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方面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总的说来,我们已经有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会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会发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有些人会觉得奇怪。其实她久已存在,这就是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既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了,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不仅是“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场革命的前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做得很好。关于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武装暴动的理论,关于乡村包围城市的理论,都是这种结合的好例。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的种种战略引导革命走向了胜利。只是在以后的几个阶段,这种结合就做得不那么好,后来更遭到“四人帮”这些阴谋家的严重歪曲,于是出现了极左政策,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其后果大家都很了解。最近几年拨乱反正,正在努力恢复这种结合。
马克思主义有三个来源,其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为现代中国服务的包括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会需要中国古典哲学作为它的来源之一吗?我看,它会需要的。我们应该为这个广泛的哲学体系准备材料,铺设道路。我的意思决不是从古典哲学家著作中寻章摘句,编成原始资料汇编。一个哲学体系不是一个拼凑的东西。哲学是一个活东西。连一个小小的昆虫或一片草叶这样的活东西也拼凑不成。你只能向活动西供给营养。在目前情况下,我感到,我的《中国哲学史新编》有一项新的任务。它应当不仅是过去的历史的叙述,而且是未来的哲学的营养。
这个新的广泛的哲学体系出现了,不同的文化在中国的矛盾冲突也就解决了,当然还会有新的矛盾,但那是另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终结。以前的调节不同文化的种种努力都不过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的努力虽不是终结的开始,但它可以使开始的终结。
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统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道理,既接受赞扬,也接受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
这就是我已经做的事和我希望我将要做的事。
话说回来,在这个仪式上,我深深感到,母校给予我的荣誉不单是个人荣誉。它象征着美国学术界对中华民族学术的赞赏。它象征着中美人民传统友好关系的继续发展。这种发展正是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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