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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伯林自由观辩护 ——对邓晓芒“伯林自由观批判”的批评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9 点击: 8257 次 我要收藏

  四、也评伯林

  伯林一生的思想工作有两个内容,一是澄清自由概念,二是辩护多元主义。为多元主义辩护几乎成为他后期的全部思考内容。他认为多元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因此后期工作与前期工作是一致的。但是,有不少人指出,他为多元主义的辩护走向了极端,以致有颠覆自由主义的危险。这一点实际上已经蕴含于他的《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讲中了。

  邓晓芒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伯林表达了一种绝非‘自由主义’的立场,把他自己对自由的一切维护、对理性的一切厌恶,甚至对极权政治的一切谴责都全部颠覆了。在他看来,自由只是人们所追求的价值之一,但并不是唯一的价值。与之并列的还有一系列其他价值……。如果真的信奉这种多元主义,那我们还有什么可以争论的呢?”(第31页)确实,我们可以引证伯林的这一段话来佐证邓晓芒的这一评论:“这样一种对自由的极端要求,只是人类中高度文明且自觉的一小部分人才能提出。人类的大部分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肯定会为了别的目标而牺牲自由:安全、地位、繁荣、权力、美德、来世的报答;或者公正、平等、友爱,以及其他许多看起来全然或部分与最大限度的个人自由不相容的、其本身的实现肯定不以自由作为先决条件的价值。”41伯林表述的是一种事实(但无疑包含了某种——无论是否是无奈的——肯定性评价),这可以通过对某些国家的不自由状况的原因分析得到证明。在这些国家里,人们对其他价值的渴望超过了对自由的渴望,以致宁愿以不自由来换取这些价值,尽管这种交换可能并不是他们自愿选择的(起码最初是如此)。这些换取的价值最低的是“稳定”(伯林所谓的“安全”),高一点的是“繁荣”或“幸福”,另外还有可能是“认同”(相当于伯林的“地位”)——对国家的认同,哪怕她不给我自由。但是,曾经被认为最值得付出个人自由代价而追求的东西是某种理想目标,这种理想目标的内涵往往体现着积极自由的抱负。在一个自由主义国度里,这种拉锯战总是在自由与平等、自由与美德之间展开,表现为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之间的错综冲突。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个人权利传统的政教合一的文化国度,个人自由当然是被排斥的,但是,其所表现的主要不是一种压迫,而是文化的产物。正是在这一点上,使伯林晚期在走向文化多元主义的同时走向对自由主义的可能颠覆。这从他的思想传人约翰?格雷的思想倾向上更可以看出来。

  上文已述,作为个人自由的消极自由必然是被某种程度地限制的自由,不受限制的消极自由必然走向不正义,因为那样的话强者的自由就会是弱者的不自由。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第一道限制是“正义”,其结果是“平等的自由”,它以他人的同等自由为限。这个界限既“清晰可辨”(以不伤害他人为界)又“变动不居”(对什么是不伤害他人做一个清晰的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并由道德和法律规定下来。对于自由主义而言,这一自由的限制是最可以站得住脚的限制,如果不是唯一的限制的话。对自由的这一正义限制也就是对自由的正义保护,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因此,我们说自由是一种“权利”(right:包含“正义”之义),权利就是在正义下的自由。当然,正义不仅保护自由权利,但是,按照罗尔斯的论证,自由主义的正义应该以保护自由权利为“第一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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