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中提出: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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