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在近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以下简称《朱》）中提出：

朱熹有意将‘道统’与‘道学’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道学’的时代。宋代周、张、二程所直接承续的是孔子以下的‘道学’，而不是上古圣王代代相传的‘道统’。所以严格言之，朱熹笔下的‘道学’两字与后世通行的观念虽无大出入，但他的‘道统’一词却具特殊涵义，与宋以后的用法不能混为一谈。（三联书店，2004，第15页，下同）

谨按，“两个历史阶段”之说，可以追溯到韩愈的《原道》。在拈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道”之传承谱系之后，韩愈又说：

由周公以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中》亦引此句，其说当出自韩愈，余氏谓出自朱熹，恐非是）

这里所强调的“君”与“臣”、“事行”与“说长”的区别，正对应于余先生认为朱熹区分的“道统”、“道学”之别。韩愈的表述虽极简约，亦显然可见他对于周公之后“其事不行”，徒垂以空言的失落。联系《原道》上文对“先王之教”的向往和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可见韩愈对“道体”与“政教”关系的敏感性未必在朱熹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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