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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的话语历史观及其与萨特的歧异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9 点击: 940 次 我要收藏

[摘 要] 观念史因假定先验主体具有构建和奠基事物的作用而坚持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这三大论题。作为话语考古学家,福柯极其怀疑和敌视这类历史主义及其基础主体。福柯把话语看作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话语作为实践,既是一个匿名的和历史的关系体系,又是那些把主体散布在大量可能位置和功能中的并合的、间断的和个体化的事件系列。因此,对话语所作的分析就无需参照先验主体。因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就指责福柯拒斥和谋杀了历史。而福柯则在好几个场合答复了萨特。
[关键词] 话语|话语史|观念史|福柯与萨特的歧异

因关注癫狂、临床医学、人文科学(生物学、政治经济学和语言学)、监狱、性史等西方文化和哲学边缘问题,福柯显然不同于传统哲学家所为。然而,传统观念史学家对高贵起源的设定、连续进步的崇拜、总体性核心的偏好和因果关系的滥用,却又是福柯所断然不能同意的。通过对癫狂、临床医学、经验人文科学和性这几大历史领域的梳理,福柯坚信能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恰当方法就是对话语历史作非起源的、非连续的、个体化的、具体的和实证的考古学描述。传统观念史之所以不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就是因为它患有严重的恐话语症。西方文明表面上最尊重话语了,但福柯却认为在这个明显的亲话语症(logophilie)下面隐藏着一种深远的恐话语症(logophobie),即对话语的无序、间断和散布表示出的恐惧。萨特就是恐话语症的代表人物之一。福柯也因此与萨特处于对立的境地之中。
观念史的虚假
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构成了观念史的三大论题。观念史学家在考察历史事件时,习惯于寻求神秘和遥远的起源,无限地回溯到先成的线索,重构那意味着连续不停地回溯到起源的传统,追踪连续发展进步的直线,规划各种目的论和因果链条。观念史把意识当作出发点,围绕主体性轴心来叙述总体化的历史运动。“合理性的命运和科学的目的论,思想经历时间的漫长的连续劳作,意识的觉醒和进展,意识通过它自身的永久复苏,总体性之未完成的但连续不断的运动,向一个始终敞开的起源的回归,最后还有历史的—先验的论题”[1—p54],福柯要消除所有这些集中体现了观念史三大论题的本质内容。同时,福柯批判观念史三大论题,也是为了使历史领域摆脱那基于主体特权之上的先验主体哲学和人本主义的束缚,把起构造和奠基作用的主体从历史这个最后的避难所驱逐出去。
观念史的起源论题说的是我们“永不可能在话语秩序中确定一个真实事件的介入;在任何明显的开端之外,总是存在一个隐秘的起源———如此隐秘和如此原初以至于我们不能完全在其自身中把握它”[1—p36]。可是,在福柯看来,这个起源是神秘的,因为它从未出现在历史上,缺乏任何历史规定性,却先于历史的开端,可在开端之前无限退却,而所有的开端却都只是基于这个神秘起源之上的重新开始或遮掩而已。
福柯借助于尼采谱系学来反对观念史的第一个论题“起源”。尼采谱系学反对理想意义和无限目的论之元历史的展开,反对探求“起源”。因为探求“起源”,就是“设法把握事情的确切本质、最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得到细致迭合的同一性,设法把握事物之静止和先于外部的、偶然的和连接的世界的形式”[2—p138]。在追溯起源时,传统史学家总是假定所发生的事情都只不过是以前早已存在着的某个本质东西的展开和体现而已,起源就被神化和高贵化了。而谱系学通过倾听实际发生的历史,就实际发生的事物本身来考察事物,发现事物背后并无本质,历史的开端也无高贵的起源,有的只是充塞着具体历史事件的偶然性、间断性、系列、变化、差异、分歧、转换和偏差。
观念史的“起源”论题旨在保证其“连续性”论题。观念史向我们展示的图景就是“起源”逸出自身的范围,必定线性般地扩展到未来的完善。如果历史在过去有其起源,即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情是过去某个本质东西的延续和发展,那也就意味着历史在未来有其连续。观念史学家认为历史就是一个连绵不断的、承上启下的过程,过去因为替现在和未来预定了发展轨迹而在现在和未来中时隐时现,成为现在和未来的玄机和动力。因而,观念史学家长期来都把线性序列作为研究对象,都让“传统”、“影响”、“发展”、“进化”和“精神面貌”这样一些观念以各自的方式去使连续性主题多样化。在观念史看到巨大而广阔的历史连续性的地方,福柯却发现了偶然的、散布的间断性。当人们长期以来在生物学、政治经济学、精神病学和医学等经验知识中往往只看到平静的和连续的发展景象时,福柯却从考古学角度发现这个貌似一帆风顺的进步场景存在着突然的中断、加速的进化和转型。究其深层原因就是真正科学的陈述之构成规则发生了变化,而观念史学家却只是蜻蜓点水般地停留在历史事件的肤浅表层,简单地为了人为的连续性而抹去了也确确实实存在着的种种间断性。
福柯要取消历史连续性的神话,把作为时间之皱痕的间断性呈现出来。福柯的《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大体上是分裂的历史,尤其是关于任何社会都被迫设立的某种断裂的历史。福柯断言观念史炮制的基于西方大写理性立场之上的“真理目的论”和“理性因果链条”都无力说明在古典时代理性与非理性之间造成的断裂、理性对非理性的排斥和随之而来的理性的独白。《临床医学的诞生》同样批判传统观念史用美学的方法勾勒长长的因果和影响链条,批判它重构“时代精神”、世界观或寻求深层意义,认为临床医学并不像传统医学史理论所说的诞生于在前进道路上对无知、宗教和迷信的连续克服。通过考察以言词、存在和需求为研究对象的经验科学在不同时期根本不同的形态,福柯在《词与物》中认为知识史是由具有不同认识型特征的基本上间断的历史时期组成的。例如,“18世纪最后几年被一种与17世纪初摧毁文艺复兴时期思想的东西相对称的间断性所中断;那时,包含相似性在内的巨大循环形式被拆散和打开了,以至同一性图表能展开;而现在轮到这个图表将被取消了,知识处于一个新空间内”[3—p229]。《知识考古学》则在连续的观念史中引入了间断性、差异、断裂、界限、系列、变化、转换,把偶然系列事件的间断性当作研究对象。
历史的起源观和连续观势必通向总体历史观,构成了观念史的三个支撑点。观念史认为,历史不仅有其遥远的起源,不仅有目的地连续不断地进步,而且历史还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日益积聚在某个精神性原则或核心周围的总体化过程。总体历史观先是把大写的理性和主体确立为原则和核心,并进而用这样的抽象原则和核心来统摄所有斑驳陆离的文明现象。
观念史所倡导的总体史“设法重构一个文明的总体形式,一个社会的物质或精神原则,一个时期的所有现象所共有的意蕴,说明这些现象的连贯性规律,即人们用隐喻所说的一个时期的‘面貌’”[1—p18]。而福柯的考古学则截然相反,要讨论的是系列、区分、界限、断裂、起伏、变化、转换、差距、年代学特征等特殊形式、可能的关系类型。于是,福柯要用系列、界限、偶然、个体这些意指实证性的考古学范畴来取代世界观、时代精神和理想类型这样一些意指总体性的理性目的论范畴。福柯曾断定“没有什么比在话语形成的分析中看到一个总体的分期化的企图更加错误了:从某个时刻起并且在某个时间里,尽管表面上有差异,但所有人都会以相同方式思考,都会用多形态的词汇说着同样的事情,创造出一种我们可以不加区别地在所有意义上加以浏览的宏大话语”[1—pp193~194]。福柯指责总体历史观企图在特殊性中寻找普遍原则,再用这个普遍原则来统摄所有具体个体的言与思。
观念史学家并不懂得:话语分析的出发点并不是意识的创作,而是话语事件;经验科学的陈述并不建立在“作品”这样的让人想象连续性的宏大单元之上,而是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相互交织的且通常不同的但又非自主的系列”[4—p58];话语事件的规则性只存在于由人们强加于物之上的话语这个实践中,而无关于主体意识的独创性;我们始终要在话语的层面上,在话语的范围内,从话语本身出发,去把握偶然系列的事件得以产生的外部可能性条件,而不应苦苦搜寻话语的内在意义核心。福柯的考古学通过探讨既是散布的、间断的又是有规则的一系列话语的实际构成,已经宣布了传统观念史赖以立论的能创造的意识和能奠基的主体在真实的话语史中毫无立足之地。因为话语事件系列的那些顿挫(间断性)能“把主体散布在众多可能的位置和功能中”[4—p60]。福柯的结论:观念史是虚假的。
话语史的真实
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探讨真实的具体的话语史,明确反对虚假观念史的三大论题(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传统观念史实是一种先验历史观,它为了研究已说出的一切的历史,让散布于时空中的陈述回溯到先于它们并隐藏在历史的背后的秘密的内在主体性。而福柯对陈述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却要撰写另一种已说出的东西的历史,它既不参照个别主体,也不参照先验主体性,而是匿名的、无“我思”的。这全取决于陈述领域是一个经验实证领域。
福柯对话语事件进行考古学描述就是要在话语范围内描述陈述或陈述群的特殊位置及其相互之间的可能关系,因而既不同于旨在探究陈述形成规律的语言分析,也不同于旨在陈述本身以外重新发现讲话主体意图的思想史。陈述是话语的原子,话语是隶属于同一个散布体系的全体陈述。福柯所讲的陈述并不像名词、命题和句子那样面对对象,而是相关于那些被命名、被描述对象或那些被肯定、否定关系之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而这些可能性法则和存在规则“形成了场所、条件、涌现的领域,形成了个体或对象之分化的要求,形成了那些因陈述本身而起作用的事物状态和关系”[1—pp120~121]。于是,陈述和陈述群具有非语言的功能特性,即使句子、命题、符号系列或图表这些单元与一个对象领域联系起来,并向这些单元提供一组可能的主体位置。
福柯的话语也不同于语言和言语。因为话语是一种实践,起实践作用的话语关系体系就是“在经济和社会机制、过程、行为方式、规范体系、技巧、分类类型和特征化方式之间确立起来的”[1—p61],并不出现在对象中,却限定对象相互之间的关联和差异。这些关系体系就是一个内在于实践并限定其特殊性的规则整体。于是,话语实践就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使诸对象成为一个话语的对象并由此构成其历史呈现的条件。话语作为实践就能呈现出规则整体,系统地形成话语所谈论的对象,正是这两个重要规定性才使得话语不止是用符号来指称事物的语言和言语。话语也是间断的、偶然的和有形的特殊事件系列。
由于对陈述和话语有特殊理解,福柯就并不探寻任何毫无历史规定性的最内在的起源秘密,并不追溯沉睡文本的光辉诞生和辉煌起源,而是要“系统描述话语对象,限定话语的特殊性,有差别地分析话语方式”[1—pp182~183],要在陈述所陷入的但又不停地加以改变、骚扰、打乱有时甚至摧毁的并合(cumul)的深度中来探讨陈述,要“在陈述得以存在、保存、重新激活、使用以及由此(并不出于原初目的)被遗忘乃至最终被毁灭的时间深度中,来探寻什么样的存在方式能独立于陈述行为之外来刻划陈述”[1—p162]。福柯这里讲的“并合”指话语范围内陈述运作的全部可能性条件,“时间”专指话语的时间,并非思想的模糊时间在可见的年代学中的表达,而只是实证范围内“出现”和“消失”这两个固定瞬间的确定,实际上已经相当于陈述关系多个路径的“并合”了。这里讲的“时间深度”实为“时间散布”,指话语之被重复、认识、遗忘、转换、消除所有细小踪迹、远离所有目光而尘封在书本中。由于每个陈述都有自己独特位置,陈述与陈述之间处于前后左右的位置关系之中。一个陈述的过去也就是先于它自己的其他陈述所占据的位置,并且每个陈述都有能力根据新的关系重新组合和分配这个位置领域。因而,陈述及其“并合”就具有历史规定性。当话语有事件侵入时,当话语得以准时显现的可能性条件(即“并合”)具备时,我们还能让话语诉诸于起源之遥远的出场吗?
话语也不具有绝对无限的连续性,因为陈述从未是通过连续的成分简单地重叠或并列展开的,因为话语是一个具有事件系列特征的多重冲突的空间。话语作为一种具有自身的连贯和前后相继形式的实证性实践,既不同于线性的言语或书写,也不同于流变的意识。而话语事件的前后连贯(encha^iinements)和相继出现(successions)就意味着认可间断、断裂、散布、界限和转换等的存在,否定了事件的一成不变的线性连续性(continuit啨)。福柯认为必须抛弃“传统”、“影响”、“发展”、“演变”、“精神类型”这些让人想象话语连续性的范畴,必须悬置“书本”和“作品”这两个以最直接的方式迫使人们接受并且给人以同质和可统一适用感觉的单元。因为书本的话语单元远比书本的物质单元来得重要,而书本的话语单元并非前后一致,并不能被统一地使用。知识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上述这些直接的连续性形式,而应是口头或书面的全部实际的和特殊的陈述。“考古学并不把连续性看作应该说明其他一切的首要的和最终的材料”[1—p227],因为连续性并非观念史所说是其他一切的参照系,连续性本身就体现在一个话语实践的要素之中,并非话语实践的中心,连续性也应同样受制于实证科学之具有间断性特征的形成规则。间断性不仅仅是那些构成历史地质学的断层之一,而且早已存在于陈述的简单事实之中。我们不能把众多的特殊的间断性归结为千篇一律的连续性。
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分析用陈述的个体性和稀少性来取代观念史的陈述总体性和过剩性。因为观念史把不同的文本关联成一个与规则和实践相结合的并且具有整个时代共同意义的唯一宏大文本,单个文本作为部分,只是这个作为宏大文本的总体性的表现而已,并被它所超越。“这样,人们就用一个统一的从未被说出的宏大文本来取代那些被说出的事物的多样性,而这个宏大文本首次阐明了那些人们不仅在其言语和文本、话语和叙事中,而且在其所创造的制度、实践、技术和对象中曾‘想要说’的一切”[1—p155]。于是,福柯认为,陈述在激增中变得过剩了。而福柯对话语所作的考古学分析则表明全部(tout)从未被说出过,陈述总是断缺的和支离破碎的。由于每个陈述都占据着只属于自己的特殊位置,只说出某个关系或关系群的某个方面,各个特殊陈述并不形成一个沉默的具有共同意义的宏大文本,而是各自都处于散布之中,因此,话语构成并不构成一个发展中的总体性。
话语的构成是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话语史之所以真实,乃是因为它表明像精神病理学、医学、语法、经济学这样一些巨大的陈述家族建立在“有间隙并且相互缠绕的系列、差别、间距、替换、转换”的对象域之上,建立在“那些层次极其不同、功能极其相异”以至不能“伪造一种不间断的宏大文本”的表达之上,建立在“那些其结构和使用规则都有所不同的概念”之上,建立在“对那些不相容的主题进行激活或把同一个主题包含在不同整体中”这样的策略可能性之上[1—p52]。总之,它们都是建立在这些散布(dispersions)本身之上的。话语形成于某些数量的陈述之间所存在的散布体系。
话语实践早已确定了陈述功能的实施条件。福柯把陈述看作一个功能,这意味着福柯要否定陈述主体的唯一性、不变性和总体性。陈述主体是一个实际上可以被不同个体填补的确定的和空白的位置,具有可变性、散布性和可替换性。主体在陈述过程中并不能起任何综合和统一的作用,因为主体所处位置同样是由它相关于对象的各种不同领域或群体有可能占据的境遇所确定,如19世纪初医学话语的主体受制于相关对象领域的境遇,而成为提问主体,倾听主体,目视主体和记录主体。当一个主体作出话语时,各种陈述方式就“诉诸于主体所能占据或接受的各种身份、各种场所和各种立场”[1—p74],诉诸于主体所言及的关系体系的不连续性。这些关系体系是由话语实践的特殊性确定的,而无关于意识的综合活动。主体的散布以及主体与自身的断离反而能在这个话语整体中得到确定。
福柯—萨特争论
福柯要使思想史摆脱其先验的屈从和先验的自恋,要在任何一个先验构成都不能强加以主体形式的匿名中来展开思想史。话语具有作为事件的实在性,话语无需参照任何主体性,也并无任何中心可参照。相反,主体却是处于知识范围之内并依赖于知识,福柯想弄清楚主体在话语多样性中所占据的各种位置和功能。福柯把无意识的规则(而非意识)当作话语研究的出发点,用话语实践史来反对观念史关于精神、理性的认识、观念或意见的历史。
萨特对间断的和偶然的话语事件和实践极为恐惧。萨特的现象学本体论在先验层面上把主体与思维的我(即意识)等同起来,试图用基础主体(sujetfondateur)来取消话语的实在性,把话语变成为仅仅是能指的符号。萨特所讲的“自为的存在”实是一种基础的主体,一种能对对象进行虚无化的“意识”,对象世界(“自在的存在”)是因意识(“自为的存在”)而具有意义的。基础主体在时间之外创立了历史只是随后加以阐明的并且最终作为命题、科学和演绎集合之基础的那些意义域。福柯认为萨特最大的错误就是把知识建立在意识哲学的基础上了。而福柯倡导的却是匿名的思想、无主体的知识、无身份的理论。20世纪主宰法国哲学舞台的两大哲学家不可避免地发生碰撞了。
萨特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旨在使人能成为自己的自由和存在的意识主体。福柯也使人成为知识的对象,却否认存在着自由和作为存在之主体的人。福柯的《词与物》嘲笑了萨特的主体哲学:“对所有那些还想谈论人及其统治或自由的人们,对所有那些还在设问何谓人的本质的人们,对所有那些想从人出发来获得真理的人们,相反地,对所有那些使全部认识都依赖于人本身之种种真理的人们……对所有这些有偏见和扭曲的反思形式,我们只能付诸哲学的一笑———即在某种程度上,付诸默默的一笑”[3—pp353~354]。人的自由、真理、存在先于本质等话题正是萨特存在主义所津津乐道和誓死加以捍卫的。福柯从知识史的断裂、科学话语体系的转换和知识构型的更迭,断定从康德以来直至萨特的至高无上的意识主体也将随着认识型的转换而消失。针对萨特把存在主义看作一种人本主义,福柯呼吁我们现在该明确摆脱“人本主义”这个得自19世纪的沉重遗产。因为人本主义用道德、价值等调和的术语,设法解决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福柯在《词与物》宣告“人的消解”和“人之死”,就是大写的主体之死,具有本质、自由的存在主体的死,作为知识、自由、语言和历史的源头和基础的主体之死,也就是伴随主体哲学而来的人本主义的终结。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借助于话语事件的特殊性和偶然性来强调历史间断性的可能性,也旨在抑止主体的先验构造作用,因为主体散布的地位和身份也都是在话语的规则性中得以确定的。
萨特对福柯的批评非常敏感,用敌视的眼光来看待《词与物》,指责福柯拒斥历史:“人们赋予给《词与物》的成功就是有特征的。我们在《词与物》中能发现什么呢?并非人文科学考古学。考古学家应该探索一个已逝去的文明的痕迹,以便设法重建这个文明……福柯向我们表明的,如同康泰(Kanters)所明确指出的,就是一个谱系学:构成为我们的‘土壤’的连续层面的系列。每一个这样的层面都定义了在某个时期获胜的某类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但福柯没有告诉我们使人感兴趣的,即每个思想如何在这些条件的基础上被构建起来,人们如何能从一个思想过渡到另一个思想。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让实践、历史介入进来,但实践、历史恰恰就是他所拒斥的。的确,他的视角仍然就是历史的。他区分了有前有后的几个时代。但他用幻灯来取代电影,用静止不动的系列来代替运动”[5—pp87~88]。萨特指责福柯拒绝让实践和历史介入到从一个思想到另一个思想的过渡,取消了思想的连续性和运动。萨特还断言福柯的思想并不具有独创性,因为福柯是把罗布—格里耶、结构主义、语言学、拉康、《泰凯尔》综合起来以证明历史反思的不可能性。
20世纪60年代法国知识分子大多用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驳斥论敌的理论观点。萨特也不例外。萨特以为,福柯表面上取消历史,实则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福柯构建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一个资产阶级能用来攻击马克思的最后堡垒。包括福柯在内的所有资产阶级历史理论家之所以靠不住,是因为他们并没有把人类生活物质要素、生产关系、实践放在首位,因而不能撰写严肃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萨特就指责福柯不是像他那样用存在主义来“医治”和“补充”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消灭马克思主义。
福柯在许多场合回击萨特。福柯声明考古学要研究作为认识、制度和实践之可能性条件的知识,因而并非萨特所理解的一门学科。萨特把实践看作总体化过程。福柯并不像萨特所指责的那样忽视实践,只是对实践有特殊的理解。福柯从理论活性的角度来探寻使理论、制度和实践成为可能的具有共同构型的历史知识,并不像萨特那样从实践惰性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知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明确把话语当作一种作为在经济、社会机制等中确立起来的规则体系的特殊实践,并使用了话语实践这个概念。在《话语的秩序》中,福柯又把话语看作是相互交织、连接、相互排斥的实践。话语与实践就是一体的。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式”的访谈中,福柯强调自己确实描述了“18世纪初始形式的科学话语过渡到19世纪最终形式的科学话语所充分必要的转换体系”[6—p585],不仅没有忽视实践,而且还因话语都依据历史模式而相互连接在一起而赋予历史优先地位。福柯不仅在《词与物》中考察了几个话语领域共有的理论模式,而且在《古典时代的癫狂史》和《临床医学的诞生》中还把握了话语领域与社会、经济、政治等非话语领域之间的关系。福柯指责萨特把历史当作辩证法的最后避难所,企图在历史中拯救理性矛盾的王国。
在距萨特答复两年后的“答复萨特”(1968年)的访谈中,福柯又有针对性地答复了以下几点。像萨特和梅洛—庞蒂那样探讨人的自由和存在的单一哲学已不再流行,因为作为自由和存在主体的人在哲学中消失了。萨特对自己的指责简直就是空穴来风,因为萨特没有时间读自己的著作。萨特对福柯“资产阶级最后堡垒”的指责,实是萨特在进行报复,因为在15年前福柯一度加入法共期间,萨特就被福柯等人看作“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最后堡垒”。福柯要摧毁历史连续性的宏大叙事,因为对萨特等哲学家们来说,存在着一种大写的历史的神话,这种历史“是一种巨大而广阔的连续性,个人的自由与经济或社会的规定性都将在其中相互纠缠在一起。当人们触及几个这样的大论题时:连续性、人类自由的有效行使、个人自由与社会规定性相结合,当人们触及这三个神话中的一个时,勇敢的人们就立刻开始抱怨强暴或谋杀。实际上,在很久以前,像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夫尔、英国史学家等这样重要的人已经及时地终止了这个历史神话”[6—pp666~667]。福柯倡导间断性、断裂、界线、裂口等,主要都是为了取消传统哲学家的大写的历史神话。
福柯在对陈述作分析时,并不参照我思主体的内在意识,而是依据话语事件的外在性散布的规则。但在萨特看来,历史形式都是由主体的综合活动所确保的。怀疑历史,就是取消主体。否定实践,也就是否定主体。历史是理性的无序,结构只是实践—惰性的一个瞬间。
福柯把批判历史连续性与批判先验主体哲学结合起来,并不点名地指出萨特等人把结构与生成对立起来,既不能定义历史的领域,也不能定义结构的方法。福柯明确反对哥德曼、卢卡奇、狄尔泰、19世纪的黑格尔主义者们以及萨特等人“把历史分析当作有关连续性的话语,把人类意识看作一切生成和一切实践的原初主体”[1—p22][6—p775]。因为他们通过变换连续性论题的概念游戏,主要依据“传统”、“影响”、“因果关系”、“发展”、“进化”、“精神状态”或“时代精神”这样一些基于连续性的历史主义观念来说明历史变化。福柯认识到,连续的历史是主体之奠基功能必不可少的相关物。如果思想史仍是连续的、不中断的,那就将为意识统治权提供特许的庇护所。福柯断言,使历史分析成为连续性的话语,使人类意识成为所有生成和实践的最初主体,这是现代主体哲学同一个思想体系的两个方面。萨特等人基于目的论和意识自由,基于起源的研究,把一个社会的全部差异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形式、一种世界观的组织、一个价值体系的确立和一个融贯的文明类型”[1—p22]。而福柯考古学则就话语本身来把握特殊的和多样的话语实践规则性,就完全摆脱了主体意识的引导。
总体性哲学话语存在与否,又是福柯与萨特论战的焦点所在。萨特认为历史运动是一个基于理性目的论的“永久总体化,每个人每时每刻都既在总体化又被总体化,哲学体现了被总体化的人努力把握总体化的意义”[5—p95],体现着每个部分的总体性大文本毫无遗留地说出了人们在话语实践中想要说出的全部内容。在1967年题为“论撰写历史的方法”的访谈中,福柯指责萨特等人把历史叙述成陷于总体化和被总体化游戏中的一大串事件[6—pp585~586]。福柯认为,今日从事哲学,不再是构建关于总体性的话语,捕捉世界总体性的话语,而是实际上实施某种活动,某种活动形式。在1968年“答复萨特”的访谈中,福柯又断言“从黑格尔到萨特的哲学仍然是一种总体化的事业,即使不是关于世界、知识的总体化,那至少也是关于人类经验的总体化”[6—p665],而福柯则把哲学看作一种分散在各个领域中的自主的诊断活动。在1969年《知识考古学》中,福柯把考古学定位为一种比较分析,“它既不想缩减话语的多样性,也不想勾勒出必定将话语总体化的统一性,而是想把话语的多样性分散在不同的形态中”[1—pp208~209]。
萨特以为自己与福柯、弗洛伊德、阿尔杜塞之间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历史与话语事件、意识与无意识、思想与语言、人与结构、观念与概念两者之间哪个在逻辑上在先,哪个能成为哲学基点的问题。其实,萨特并未真正读解福柯的话语考古学,因为福柯的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既不同于语言,也不同于思想。话语虽排除了观念和我思的可能性,但话语通体都是历史的,具有历史的片断,历史本身中的统一性和间断性。而且,福柯还把话语看作是与其他属于经济体系或政治领域或机构的事件相关的事件。“我把话语看作一系列事件,这一事实自动就把我们置于历史维度中”[7—p467]。另外,观念与概念也不像萨特所说的相互对立,因为概念也可具有观念结构。福柯就主张不能把话语常项归并为概念的观念结构,因为概念网络也是在话语所内在固有的规则性基础上得到描述的。应该说,能指的基础主体观及其先验目的论历史观与取决于话语实践特殊性的散布主体观及其考古学历史观之间的对立,构成了萨特与福柯论战的焦点实质所在。基于并合、间断性和个体性之上的福柯考古学更能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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