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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现象学家泰米尼卡交往的回顾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951 次 我要收藏

按语:首先,仍想再一次说明有关网上回忆和评论文字的性质;借以表明网上文章准备和写作的“必然”不完善性。如果要麽不写、要麽写好的原则仍然正确,我怕今后难以动笔了。因为在动笔之前已经明了准备的不充分和“不可能”求其充分。作为“网文”,也许还有另一个原则:适度的写作比不写要好。“维基百科”的方式在此起到鼓励的作用。一方面我固然不同意他们鼓励任意填改百科条目的“大民主”写作方式,但却接受其“文章应在初次发表后不断修改和补充”的原则。也就是,文章不再是“一次定稿”了。为什么在本记开头要加上这段前言呢?首先因为身边存在有大量相关资料,而我却不可能抽出时间来整理和消化这些资料。这样,在仅凭眼下回忆叙述时,就得忍受自知资料欠充分、欠准确的不安之感。我的补救办法是,尽量在一般性、总结性的层次上落笔;我虽不能确记言谈内容和时间地点的细节,但我或可较好地记注“当时的总体印象。”

泰米尼卡(Tymienicka)是美国波裔独立学者,自创“国际现象学学会”的会长。我与她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末交往几二十年。她是我“改革开放”伊始主动结交的外国学者之一。她当时吸引我的注意,不是因为其现象学学术成就或其照片上的优雅风度,而是因为她是一个国际现象学活动的积极女性组织者。大约从1980年起,我曾与美国东西部许多著名现象学家们建立通信关系,他们均表示欢迎与我建立联系和前往访问。等到1982年赴美后我也一一与之沟通,但多限于通信,并没有安排专门见面,因为经费有限,只能把现象学访问和教育部公派的条件结合起来。(后来借开会之便我终于在西部见到了德莱福斯和辛提卡,在东部见到了依狄,史皮格波格则始终未见成。)由于在国内时与泰米尼卡通信较多,对其独立学人身份十分好奇,当时竞把她看作更能代表“现象学家精神”的范例。泰米尼卡的“家庭式联谊”风格自然也使我倍感亲切,何况她本人是六十年代初新移民,了解“两个世界”,彼此容易沟通。另外一个促成我们彼此迅速接近的实际因素是,她正热心于开展亚洲现象学活动,对于发现了我这样一个竟然对她的老师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有所论述的中国人,也十分好奇。这样,我遂于1982年 7月自多伦多参加国际结构和符号学会议后回程时访问了住在波士顿剑桥的泰米尼卡夫妇。泰氏甫从台湾东海大学讲演返家,与我见面后,马上驱车把我带到她在佛蒙特乡间的农庄。当晚又引我沿幽深小径和湖边漫步,一路谈个不停,十分兴奋。可惜她的浓重波兰口音听起来太过吃力。就这样,她把我带到了“现象学之家”。当时我也对其经营的独立哲学事业充满了好奇。农庄才是她的国际现象学“总部”,波士顿不过是个接待处。在农庄的现象学“俱乐部”内有古色古香的会议室和楼上楼下的若干间小客房。在美两个月来经历的人生“剧变”,使我不想放弃任何观察和体验的机会。在这里我见证了一个独立妇人如何撑起了一个国际学会。次日早餐后,泰氏特意引我去看院子内教皇保罗二世在农庄过夜后留下的一个小纪念碑。泰氏告我她与教皇均为波兰现象学家茵格尔顿的学生,并快速地讲出一大串她和教皇关于出版问题的个人间纠葛。从那时起,我就体会到泰米尼卡是个不怕与人起冲突的女强人。在她心目中,没有几个美国哲学家是她佩服的。而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始终支持她的是她的北欧裔夫婿,哈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

我对泰米尼卡的兴趣源于以下诸因素:现象学学术,国际规模的现象学组织,东欧美籍背景,以及对亚洲学者的友好和支持。她的学会不隶属任何校园,表现出一种为哲学而哲学的志趣表象,故对我极有吸引力。至于她本人的学术方向和风格,从一开始我就并不大注意(我曾一度重视过克莉斯特娃学术,却从来没重视过泰氏学术)。那时我是胡塞尔和利科的崇拜者,标准已然确立。我在西方交往的方式是:兼顾学人的学术性成就和组织性成就。学界本来就需要这两方面的人才。1980年时,我的“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文章在《美学》期刊发表了,她当然对此也很好奇。我到美后,她去中国社科院访问,主要讲题之一就是茵格尔顿现象学;我也为她访问北京提供了各种建议和介绍了联络人士。我写该文时虽然颇多根据当时仅能获得的二手资料完成,但自认为眼光和准确性比这位波兰“现象学大师”的高徒不在以下。原因有二:我的现象学方向是纯胡塞尔的;我的茵格尔顿论的主旨是结构论的。泰氏的所谓现象学是“本体论的”,而她对茵氏的结构论方向(乃至于任何结构论方向)似乎从不着意。泰氏当然不很了解彼此的立场区别,而把我看作她在亚洲推广学会事业的备选伙伴之一而已。

很快她就使我有机会领教了她浪漫天真外表下的“策略性智慧”的一面:运作人性的嫉妒和竞争以造成向她本人或学会倾斜的态势。八十年代初时,华裔汉学界还相当闭塞,难得参与主流学术活动。泰米尼卡趁机在各种场合组织多种跨文化圆桌会议,邀请港台出身的华裔哲学家参与。她并向我讲述他们之间互不相让的故事(如因讲演次序先后的争执而拒绝与会之类),而她本人作为组织者则自然地形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讲述的目的呢?显示她的事业“规模”和个人“能量”。现在回想起来,她之所以花很多时间讲述见闻琐事,均有言外之意:让我体会她的实力和地位。她这麽作,一定是因为发觉我并非已然对其“就范”;我在她面前大谈我的哲学计划时,她也根本没有兴趣细听。与我“周旋”的真正目的:企图逐步让我真最终“懂事”而能对其“输诚”。但是很快地我就熟习了对方的风格,也就甚少谈我的学术观点了。我发觉,她似乎并不看书。她是一位“自言自语的”学术交际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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