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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译名考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6666 次 我要收藏

来源:《哲学译丛》
中国之有哲学与西方同古。但是在历史上,中国人并不曾创造出一个可以统括上下古今各家各派哲学的总的哲学名称,不像西方哲学那样远自希腊以来,两千余年间,无论各家各派哲学学说如何不同,也无论各个哲学家对哲学的界说如何歧异,却始终以“哲学”(西方诸文字的“哲学”一词皆源出希腊文 ,字义为爱智)为其总称和通名。
诚然,在中国哲学史上有些名称如“玄学”、“理学”、“道学”等等,其思想内容确属哲学,与西方所谓哲学或哲学的某方面是相近的。但是,如果说理学与道学或可谓同指而异名,而玄学与理学或道学则迥为两派学说,不可交替互用其名,例如不可称崇尚第庄的魏晋玄学为理学,亦不可称孔孟之道及后世儒家的理学为玄学,所以没有哪一个名称可以被用作,事实上也没有被用作统括一切哲学学说的一般哲学名称。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是找不到一个与西方所谓哲学意义全然相当的对等名称的。
因此,当西方哲学输入中国的时候,为西文的“哲学”一词寻找一个中文的译名,就势在必行了。是利用中国旧有的名称而赋予西方所谓哲学的涵义呢,还是创造一个更贴切更符合哲学一词本义的崭新的名词呢?这就是对“哲学”一词的翻译及其演变的历史,大致说来,可以分为两个时期:一、明末清初西方哲学初入中国时期,二、清朝末年西方哲学再入中国时期。
下面我们对西方哲学输入中国的这两个时期中各种“哲学”译名的使用及其包含的对哲学的理解和释义做一点历史的追溯和考察。

西方哲学之输入中国,是所谓西学东渐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重要的方面。其开端可远溯明末清初,其时一批欧洲天主教耶稣会士飘洋过海,远道来华,在传道布教的同时,也给中国人带来了欧洲的某些世俗文化,有科学、技术,也有哲学。明清年间耶稣会士有关乎哲学或虽属神学而亦言哲学内容的著译数种,主要传入的是欧洲中世纪末期已成为经院哲学正统的托马斯.阿奎那哲学及其奉为哲学先祖和最高权威的希腊亚里士多德哲学。此为西方哲学东渐之始。
利玛窦的《天学实义》(初刻于1595年,后重刻为《天主实义》)是以中士和西士质疑辩难的问答体写的一部宣讲天主教教义的著作,但颇多哲理的论证。书中最早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关于十范畴(“物宗类”)、四因(“四所以然”)、三魂(“生魂”、“觉魂”、“灵魂”)等学说和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几种证明。但是,在《天主实义》中并没有出现“哲学”这个概念及其译名。
哲学最早的译名见于艾儒略的《西学凡》(1623年)。《西学凡》是对中世纪以来欧洲大学所设学科和所授课程的概略介绍。所设学科有六:文科、理科、医科、法科、教科、道科。其中“理科”,“谓之斐禄所费亚”(书中亦简称为“斐禄所”、“大斐禄之学”),理科之学称为“理学”,即“斐禄所费亚之学”。这里对西文“哲学”一词既有音译(“斐禄所费亚”),也有意译(“理学”)。王国维说:“艾儒略《西学凡》有‘费禄琐非亚’之语,而未译其义”。王氏所谓“未译其义”大约是指未将“斐禄所费亚”一词原来字面上的意思(爱智)译出来,但是,艾儒略将“斐禄所费亚”译为“理学”却恰恰是根据他(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哲学家们)所接受、所理解的这个词的概念内涵来“译其义”的。“理学”这个名称起于南宋,盛行于明代,当时是指宋明儒家围绕着所谓天道性命、理气心性、格物穷理等问题进行探讨和论争的哲学思潮,其内容涉及西方哲学的本体论、宇宙论、人性论、认识论等等,与西方所谓哲学很相近;尽管它并不足以概括其全部,但是,在艾儒略和其他一些耶稣会士看来,用“理学”译斐禄所费亚还是可行的。此所谓理学,其内容已不复局限于宋明理学所讨论的范围,而是扩及西方所谓哲学之各方面或各分支了。
艾儒略是这样界定理学的:“理学者,义理之大学也。人以义理超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格物穷理,则于人全而于天近。然物之理藏在物中,如金在沙,如玉在璞,须淘之剖之以斐禄所费亚之学。”此学有五大分支(“立为五家”),各分支又可细分为诸“门类”、“支节”。这五大分支是:一、“落日加”(Logica)即逻辑学,二、“费西加”(Physica)即物理学或自然哲学,三、“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即形而上学,四、“马得马第加”(Mathematica)即数学,五、“厄第加”(Ethica),今译伦理学,但此处之“厄第加”含义甚广,是所谓“修齐治平之学”,实际上是将伦理、经济、政治诸学都包括在内的。
由此句可见,艾儒略所谓理学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几乎囊括了关乎宇宙人生的各个方面的知识(我们今日所谓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均在其内)。如此广包的哲学观是在欧洲古代和中世纪各门科学尚未从哲学分化出来的历史条
件下产生有。艾儒略在追述西方哲学的沿革时告诉我们,“亚多斯多”(亚里士多德)“其学渊深”,他的著作就是于物无报不窥、于理无所不探的包罗众学于一身的“理学”或“大斐禄之学”的不朽的经典;“凡普天之下,有一奇物……必亲为探视,而奇秘无一之不搜,每物见其当然而必素其所以然,因其既明而益觅其所未明,由显入微,从粗及细,排定物类之门,极其广肆,一一钩致而决定其说,各据社理之坚确不破者,以著不刊之典,而凡属人学所论性理,无不曲畅旁通。
当然,理学并非无所不包的一切知识的总汇,而是六门学科之一科。不过,理学在各学科中又确有其特殊的重要地位,与其他诸科有密切而不可分的关系。所以艾儒略才给他以“大斐禄之学”的美称。例如,医学、法学、教学(“加诺搦斯”,Ganones, 即教会法典学)诸科的教师必须是“已曾留心斐禄者”、“习惯斐禄之学者”、“曾从学斐禄中来”;这三种学问“必须由此学”(即必须通过“斐禄之学”)而后乃有凭据,更为精深。至于理学和道科的关系尤为深切。道科或道学音译为“陡禄日亚”(Theologin,今译神学),艾儒略亦称“天学”。道科之学是最高至上之学,“大西诸国虽古来留心诸学,然而无不以陡禄日亚为极为大”,只有修习天学,才能“使人显然万有之始终,人类之本向,生死之大事”,否则,其他诸学即使精通,“若不加以天学……他学总为无根”,缺乏终极的根据。理学中的“默达费西加”(形而上学)一支最后也要“论万物这主”,但是以天学之论天主不同,后者是根据圣经教义“按经典天学而论”,而“默达费西加”则是“因物而论究竟,因变化之自然而究其自然这所以然,此所论天主与天神,特据人学之理论之”。艾儒略在这里将理学、形而上学作为“人学”以区别于“天学”,这个说法来自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认为,哲学与神学虽然都论上帝存在,但前者是借助人的“自然理性之光”(Iumine naturalis rationis)来论证的,所以属于“人学”(scientia humana),后者则是从上帝的“神圣启示之光”(Iumine divinae revelatnonis)即超自然正超理性之光而获得的真理(圣经教义皆来自天启),故为“神圣之学”、“神学”(sacra doctrina, scientia divina)或如艾儒略所说“天学”。不过艾儒略对哲学与神学(“人学”与“天学”)的关系的看法,与托马斯的略有不同。托马斯认为神学不仅比哲学高贵,不仅绝无谬误,而且由于“它的原则直接得之于上帝的启示而非取自其他诸学”,所以神学之立为一学,是“不需要”哲学的,哲学只是用以使人们更易于被引向“超理性的东西”的工具,是供神学役使的“婢女”(ancilla).艾儒略却从未如是说。他认为,诚然“天学不得人学无以为入门先资”,“人学”(哲学)是“天学”(神学)必不可缺的入门向导的准备,“从陡禄日亚之学者则断未有离斐禄而径造焉者也”。所以艾儒略强调,“必须二学贯串,学乃有成”。
其他耶稣会上的著译中对“哲学”一词的翻译,无论音译或者意译,其含意大都不出艾儒略所用“理学”一名表达的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哲学观。
陈启伟:“哲学”译名考(下)
陈启伟

来源:《哲学译丛》
如果说“智学”这个译名意味着各门自然科学(“格物学”都隶属于哲学而为其部分或分支,它所反映的还是各门科学尚款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古老时代的那种陈旧的哲学观,那末近代早期介绍西方哲学的人又往往反其道而行之,将西方的Philosophy译为当时通用的“科学”(Science)译名“格致学”或“格学”,从而使哲学与科学的区别泯没不见了,这或许是为了强调和提高科学,或者是为了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律令下借“格致”之名以渗入某些西方哲学思想,因为哲学是“体”,只许有“中”,不得有“西”,而“格致”属“用”,是允许学以致用的。例如,1877年《格致汇编》所载英人慕维廉写的《培根格致新法》一文,介绍培根的《新工具》,原书凡方哲学(Philosophy)之处,慕氏皆译为“格学”或“学”。随手举几句译文为例:一、“格学一事即分裂于诸谬”,原文为:“the Same groundwork of philosophy … was torn and split up into such vague and multifarious errors.”(哲学的同一基础被撕碎和害虫裂成如此模糊不清的形形色色的谬误。)“格学”即此处的Philosophy;二、“众人会意在亚里斯度得之学”,原文为“in the philosophy of Aristotle there is a great agreement”(对亚里士多德哲学普遍同意)此处philosophy译为“学”;三、“格学之零点末”,原文为“the true and lawful goal of the sciences”(科学的真正而合法的目标),此处又将science译为“格学”。哲学、科学,皆曰格学,泯然无别矣。再如,颜永京在其所译《心灵学》(原书名为Mental Philosophy,确切的翻译应为《心灵(或心理)哲学》,美国约瑟夫.海文著,颜译出版于1889年)中将Philosophy, Human Knowledge, Natural Science 都译作“格致学”:一、“格致学者,阐明物质与人事之缘由”,原文为:“Philosophy … denotes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an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ings”(哲学是指对事物原因的研究和说明);二、“格致学有二:曰格物学,曰格物后学”,原文为:“Of the two grand departments of human knowledge-the science of matter a nd the science of mind-the former … is known under the general name of physics; the latter … is often designated by the corresponding term, … Metaphysics.”(人类知识有两大分科:关于物质的科学和关于心灵的科学,前者通称为物理学,后者则常以一相应的词名之为后物理学,即形而上学。)三、“心灵学不可不谓格致学中之一”,原文为:“The science of mind deserves … to be ranked among the natural sciences.”(心灵科学庆当列入自然科学。)按照颜永京的翻译,哲学、人类知识、自然科学,都叫“格致学”,那还有什么区别呢?那不是将哲学与知识、科学视若等同了吗?不过,这种等同并不是像《名理探》那样,把哲学(“爱知学”)作为一切知识的总汇、所有科学的大全,而是使哲学消融于科学,以“格致学”名哲学,实际是说哲学即科学,哲学不在科学之上,也不在科学之外,而是在科学之中,与科学融而为一。这种观念虽然并没有人明白道出,但在清末有一段时间是相当流行的。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李鸿章为上海格致书院春季考课曾拟如下命题:“……西学格致始于希腊之阿庐力士托德尔(即亚里士多德),至英人贝根(即培根)出,尽变前说,其学始精,逮达文(即达尔文)、施本思(即斯宾塞)二家之书行,其学益备,能详溯其源流欤?”此处所举诸人,除达尔文外,无一人是“格致家”(科学家),从亚里士多 德直到斯宾塞的所谓“格致”的“源流”实为西方哲学发展的历史,这无异于说哲学史即“格致”史,即科学史,哲学即“格致”,即科学。
近代另一重要的哲学译名是“理学”。清末何人首先使用这个译名,待考。王韬在《西学原始考》加曾用“理学”一词,如谓:“梭公(苏格拉底)以理学著名”,“以去伪存诚为格致之急务,训人主良知良能之说,此为希腊理学一变之始”。此处“理学”显指哲学。《西学原始考》收入《西学辑存》,据王韬说《辑存》所收诸书“皆昔年在沪上所得,自志耳闻”,当时 他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上海墨海书馆做编辑时所撰,但《辑存》至光绪十六年(1890)始刊印问世,“理学”一词究系昔年旧稿原有,抑为刊印前润饰所加,似难推定。在王韬《西学辑存》印行前,有英人艾约瑟所撰《西学略述》(1885年)也已使用“理学”这个译名。不过,此书所谓“理学”一词已大不同于艾儒略《西学凡》中的“理学”,也不同于花之安《德国学校论略》中的“智学”,而是标志着一种已将各门具体科学从自身中分化出去了哲学观。《西学略述》共分十卷,分别介绍各个学科,如文学(包括修辞、论说、诗歌、戏剧)、史学、经济、教会学、工艺以及格至诸学(包括物理、化学、光学、电学、力学、天文、地质、矿物、动物学、植物学、人体解剖学、生理学、医学、几何、算术、代数等等),皆各成一学,而不再隶属或统括于哲学。理学,即哲学,只是各门学科之一而已。理学亦有其若干分支,艾约瑟说:“考理学初创自希腊,分有三类:一曰格致理学,乃明征天地万物形质之理;一曰性理学,乃明征人一身备有伦常之理;一曰论辩理学,乃明征人以言别是非之理”。“格致理学”即自然哲学,是研究物质自然界的规律的;“论辨理学”即逻辑学,是研究人的思想及其语言表达之正确性的规则的;“性理学”此处仅指伦理学,若果如此,则艾约瑟所谓“理学”中就不会有形而上学这一最重要的哲学分支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而且他在介绍古希腊以来许多“理学”派别的学说时,所述实即其形而上不宾理论(如有的哲学家认为“万物精微”即万物的本质、本体是“无形无体”的,而且是“确不可知者”,而万物的变化生成却“皆原于此无形可测之一物”),既不能归于自然哲学、逻辑学,也不能化为伦理学。因此艾氏仅以伦理释“性理学”,恐系疏失,未必即作如是观。性理是宋明理不宾基本范畴,性理之学就是理学家们讨论天理和人、物之性的形而上学,清末一些中外学者讲性理大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例如,王韬晚年在刊印原由英人伟烈亚力口译而由他笔述的《西国天学源流》时,有一段后记,谈到有人妄言西方人不知“形而上”之
“道”,只求“形而下”之“器”,说“西人亦只工其下焉者耳”,王韬批评他们无知:“不知西儒何尝不讲性理哉”,所谓讲性理当然是指讲形而上之道。人性、“伦常之理”是形而上的性理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此不能等同于伦理学。又如美国人丁韪在《性学举隅》(1898)中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作为整个哲学的译名使用“性理学”一词的。他说“泰西性理家所论者……自不外天地人三才也”,不过,古代性理家“每以形而上者驰骛忘归”,其性理学是以探求究极实在的本体论问题为主的形而上学,近代则主要是“以究察人性为要”的“性学”。“性学”是“性理之大端”,是性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其对象而言 ,又分为两个方面:一“论灵才”(理智),即认识论,一“论心德”(道德),即伦理学,《性学举隅》上、下两卷就是分别论述这两个方面的。显然伦理学不能等同于“性学”更不能等同于“性理学”。
严复早年的译著中也多用“理学”作为哲学的译名,例如,他在《天演论》(1895)中称希腊哲学家为“希腊理(学)家”,说“天地无始、造化真宰、万物本体”的问题是“理学”探讨的“不可思议之理”。在《穆勒名学》(1905)中“理学”一词也多处使用,但不无混淆之处。有的地方,“理学”是指哲学,例如,在一段按语中,严复说在笛卡尔以前“泰西理学”包括“形气”之学(“裴辑”,即物理学或自然哲学,Physics)和“超夫形气之学”(“美台裴辑”,即形而上学,Metaphysics),此处“理学”显然是就哲学而言的。但是,有的地方,他又以“理学”仅指形而上学,例如,在“引论”第七节“标明本学界说”中原书(System of Logic,《逻辑体系》)论及Metaphysics之处均被译为“理学”,而且严复在按语中还特别说明:“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如上所见,严又译为‘超夫形气之学’,西文即Metaphysics)”,然而,有趣的是,严复接着又说,“理学”“亦翻为神学、智学、爱智学。日本人谓之哲学”。这里说的“神学”大概是指作为形而上学的理学是追求神妙而“不可思议这理”,是“神化”之学(张载《正蒙.神化篇》);至于说也可将“理学”译为“爱智 学”和日人所谓“哲学”,则似乎在故意制造混乱了。严氏无疑知道“爱智学”和“哲学”都是Philosopny的译名,例如,他在《天演论》论十八“冥往”一节开头“ 近斐洛苏非”一语下面注明“译言爱智”。那末,严复何以要用同一译名既译Philoso-phy又译Melaphysics呢?我想道理只有一个,就是严复认为哲学之为理学,实即形而上学,它应当把长期作为各门自然科学之共名的“形气”之学(“物理学”、“自然哲学”)分出去它不再囊括各门科学,而恰恰是“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的。
现在我们要谈到近代最晚出现的一个哲学译名,即“哲学”这个一经引进很快就取代了其他译名而为学界普遍采纳并一直沿用至今的译名。
“哲学”一词,非我所创,乃取自日人的的汉字译名,这是许多人(如上面提到的梁启超、严复等)都讲过的。王国维说:“‘哲学’之语实自日本始。日本称自然科学日‘理学’,故不译‘费禄琐非亚’日理学,而译日‘哲学’”。
在日本最初创造“哲学”这个译名的,是明治初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西周助。西周是日本近代介绍和传播西方哲学的开拓的创制者。对西文Philosophy一词,远在西周之前曾有一个译名,即18世纪上半叶高野长英大《闻见漫录》中提出的汉字译名:“学师”,意为总体之学或至要之学。这个译名后来似无人袭用。西周本人在“哲学”一词定译之前也曾试用其他译名,如“希哲学”(意为希求哲智之学),“性理之学”,或以汉字音译为“斐卤苏比”。1870年西周在其生前未曾发表的由学生笔记的讲演录《百学连环》中最早提出了“哲学”这个译名。他说, Philosophyd希腊文里是“爱贤、希贤”的意思,就是周敦颐《太极图说》中所说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所以“亦可直译为希贤学”。但西周此时决定使用“哲学”这个译名,并且将哲学定义为“诸学之上之学” (the science of sciences即科学的科学),因为“凡事物皆有其统辖之理,万事必受其统辖。所以哲学是诸学的统辖,诸学皆一致归哲学统辖,正如国民之受辖于国王”。“哲学”这个译名用于西周公开发表的著作,最早是在《百一新论》(1874)。“哲学”这个译名也并非立即为学界所通用,当时一些学者仍习用从中国宋明儒家取来的“理学”一词作为哲学的译名,例如,中村正直在《西学一斑》(边载于《明六杂志》1874-1875年诸期)中凡论西方哲学之处皆用“理学”,如讲文艺复兴时期“理学的革正”即哲学的革新,讲甘八涅拉(康帕内拉)、倍根(培根)、第加尔(笛卡尔)等是“理学(哲学)大家”、“理学(哲学)名家”等等。实际上,西周本人在提出“哲学”这个译名时也无意排斥“理学”之为哲学的译名,他在《百学连环》和《生性发蕴》中都说过,哲学亦可称“理学或穷理学”;由于人们“习用”哲学一语“专指讲理之学”,所以也可“直译为理学理论”。后来“哲学”这个译名逐渐流行,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初井上哲次郎编撰日本第一部《哲学字汇》时基本上采纳了西周所译的众多西方哲学术语,遂使“哲学”成为日本学界普遍习用的译名。因此,“理学”与哲学全然分家,用以专指各门自然科学了。所以,事情并非如王国维所说,日本人称自然科学为“理学”,故不译Philosophy为“理学”而译曰“哲学”,恰恰相反,由于日人已通译Philosophy为“哲学”,故不处长以“理学”名Philosophy,而“理学”乃成为自然科学的专称。
“哲学”一词源自日本,那末,其输入中国又始于何时何人呢?就目前所见者,似以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87年写就,初刻约在1895年)为最早。黄氏在该书的《学术志》中介绍东京大学不、理、文三学部的学科设置,其中文学部分为二科,其一即是“哲学(胃讲明道义)政治学的理财学科”(《日本同志》,上海图书集成印书局,1895年刻本,卷三十二,页十)。梁启超在这个译名的传播上则有领先之功。政变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创办《清议报》(1898-1902)和《新民丛报》(1902-1905),发表其本人和他人评介西方哲学及中西思想之比较的文章多篇,使“哲学”一词很快成了报章书刊上习见的词语。值得一提的是,梁训超在1899年6月间曾经参加日本哲学会的一次“会合”(会议),与日本“诸贤哲相见”,并在人上向日本哲学家们介绍了康有为“所言哲学之一斑”,包括“关于支那者”(中国哲学)和“关于世界者”,(西方哲学)。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次与日本学者用共同的哲学译名进行学术交流。另一位最早引进“哲学”这个译名并大力译介西方哲学的著名人物是蔡元培。他说自己于“丁戊之间,乃治哲学”,即在1897-1898年间开始研究哲学。他阅读并翻译了明治时代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的一些著作,在1901年他根据井上关于哲学的定义,撰写专文《哲学总论》,论述哲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各门自然科学的关系。他说,“哲学为统合之学”,这不是说哲学是囊括一切科学的知识总和,而是说哲学是探究整个宇宙的普遍规律的,是“以宇宙全体为目的,举其间万有万物之真理原则而考究之以为学”。至于各门自然科学,蔡元培了采用日本学界的名称,谓之“理学”。他说:“凡称理学者,施研究于种种之事物,举存于其间之条理而组织之,以构成有系统之学也,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理学等皆是也”,但是“此诸学者,皆不过实究宇内事物之一部分,而考定 部分之规则”,“皆取分类专门之方向……惟知事物一部分之真理而己”,不能把握“宇宙全体之真理”。因此哲学与理学是“统合与部分之别”,蔡元培把它们的关系比之于“中央政府与地主政府之别”。不难看出,这些说法实际上是上面提到的西周所谓哲学是诸学之上之学、哲学统辖诸学犹如国王统辖臣民的说法的翻版。但是,这种哲学观在我国近代哲学史上却有着重大的影响,流行很广。
最后,我想也许可以讲一段一直不见有人说起的史话来结束这一篇哲学译名考。那是围绕着“哲学”这个名称是否可用、哲学这门学科应否存在的问题掀起的一场风波。1903-1904年间,以张这洞为首的把持全国教育大权的清廷大老们制订了一个关于各级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的《学务纲要》,公然删掉了“哲学”之名,禁止大学堂设哲学科。理由是种种异端邪说,如鼓吹自由、民权之类,都是随哲学而俱来的,也就是说那些哲理之谈都有其令满 清封建王朝震恐的现实政治内容,如《学务纲要》所说:“中国今日之剽窃西学者,辄以民权、自由等字实之,变本加厉,流荡忘返”,或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说:“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骛广志荒之弊”,也就是会使人想入非非,离经叛道,所以取消哲学一科,“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当然,作为“中学”之根本、“中国儒家最精之言”的“理学”(宋明理学)是必须讲的,但不可名之为“哲学”,不可像讲(西方)哲学那样“流为高远虚渺之空谈,以防躐等蹈空之弊”。对于张之洞们这种加罪哲学、取缔哲学的谬论,王国维写了《哲学辩惑》(1903)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1906)两篇文章力加驳斥,要为哲学“正名”。他说:“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诟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于是他反复论证“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如此等等。这一场为“哲学”正名,实则为哲学的存在权进行的论争,是我国西方哲学东渐史上一段极具特色、饶有兴鼓掌的历史插曲,我们是不该忘却的。由此也可以看到,哲学的译名问题从来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词翻译总是,而总是与人们对哲学的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译名史展示给我们的是哲学观历史演变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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