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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152 次 我要收藏

记得曾有人问到我“搞哲学搞的是哪一部分”,我当时无法回答,现在仍然不能很好地回答。我所关注并且一直为之不安的并不是“某一部分”的哲学问题,而是“搞哲学”这个问题。

在哲学的“知识”方面,我向来很后进。1978年考大学时我还不知道黑格尔是谁,尽管当时在中国文人眼里黑格尔是最伟大的哲学家。在哲学系读书时,我甚至厌恶哲学,因为我感受不到哲学书所讨论的那些“最大的”问题有什么重要性。开始我觉得错误可能在我,因为我知识贫乏。多年之后我终于坚信最大的问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错误不再是我的而是哲学的。我感觉有了一种思想才能,可以用来破坏而后建设一个新的哲学概念。同时还体会到,智慧不可能通过知识去获得。

在到北京上大学之前,我一直生活在广东一个边远小城,那时即使不说是穷乡僻壤,也是一处闭塞之地,诸如科学、人文思想、音乐、戏剧这些东西是绝对的遥远,只能见到一些小说和图片,好像这就是世界。小学和初中时我曾经决心要当画家,还研究古诗词想当诗人,倒不是因为有这些方面的才华——事实上我自己很快就发现不具有这些方面的才华——而是根本没有别的天地可供发泄才华。同时也研究文学,糟糕的是,由于见不到别的文学研究,于是以为“红学”是唯一的文学研究。我至今还打算坚持认为我在初中时的一个红学见解是真正的“创见”,简单地说就是认为高鹗的续作比曹雪芹关于结局的设想要高明得多,因为精神上的幻灭比事实上的家破人亡在悲剧性上要深刻得多,尽管家道复兴富贵如初,但痴人奇情温柔之乡不复存在,这种无聊式的空荡荡才会使人有悲难言,而家破人亡只是一种常见的套路。大概如此,当然那时我不可能表达得这样成熟。诸如此类五花八门的“创见”还有许多,但大多数都是荒谬的,当时毕竟思想水平很有限。家乡的闭塞性显然不利于知识的增长,记得刚到北京时曾惊讶地发现,所有人都知道一切事情,而我一切都不知道。不过,闭塞性很可能反而激发创造性,因为一切都要靠自己去想像。有一次李泽厚说到我以为考不上他的研究生,因为在答题时多半是胡说八道。李泽厚说他记不得是些什么样的胡说,但记得很有“判断力”,他解释说就是能发现并抓住重要的问题。

现在想起来,我早就自发地思考过一些哲学问题,尽管在很长时间里不知道那些问题是“哲学的”。我曾与一个初中好友(他高中时就自杀了)整天讨论生活的意义、幸福和爱情。这些讨论肯定十分粗浅毫无条理,但也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我们毫无知识背景,没有什么现成的传统和理论可以利用,这样反而能够直接亲临问题本身。尽管这些讨论没有使我获得任何一个清醒的结论,但很可能培养了一种我坚信是正确的思考习惯,即亲临问题。只有在能够亲临问题的前提下,所有的传统和理论才能被积极地利用,否则就只是一些堵塞思路的思想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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