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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491 次 我要收藏

再论“自由的困境”
——同时回复王贵明先生

首先要感谢《学术月刊》的田卫平先生,他发给我王贵明先生在“自由”问题上与我商榷的文章,并且希望能够进一步开展讨论。同时也感谢王贵明先生对我的评论,非常严肃认真的讨论,其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问题。我愿意再次抛砖引玉,主要希望能够发现更为深入的社会/政治问题,并且试图超越意识形态争论这一无助思想进展的讨论模式去讨论问题。对于思想而言,问题的不同解法似乎不能改写为主义之争,这样的思想空间太小了,以至于非常可能误解或错过真正的问题——真正要命的问题既不属于这个主义也不属于那个主义,而仅仅属于无论什么主义都不得不去面对的生活事实。

王贵明先生认为拙文《关于自由的一种存在论观点》“对两种自由的观点的证伪,可以说使人耳目一新:没有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他那样给予了自由主义的两种自由观,以如此致命的---而且是学理性的一击”。如此溢美之词,深受感动。这种“致命打击”确实是我试图做的,但我还是担心没有完全做到这一点,恐怕还需要进一步充分思考。在批判“两种自由”的努力中,其实还有比我狠得多的,例如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权利的成本》(2000;中文版2004)。霍尔姆斯和桑斯坦发现权利的落实需要极其昂贵的成本,而人们想要的权利,甚至那些已经被承诺的权利,不仅多如牛毛而且样样昂贵,就算是爱民如子的政府拼了命也买不起单,因此权利往往只是空头支票,于是,他们给出一些凶狠无比的论断(可能太狠了),比如,权利全都是权力,只有积极自由而根本没有什么消极自由,等等。权利的昂贵成本显然是人们喜欢回避的一个事实,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它使得许多政治高调都变成谎言。我完全同意关于权利成本的分析,不过还是认为霍尔姆斯和桑斯坦的结论有些过头。我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收敛的理解,即自由的“两面”理论以及权利/权力的互动理论。

王贵明先生虽然同意我对“两种自由”的自由主义教条的批判,但又认为我的理论中包含一些不兼容的各种主义,他相信我既有马克思主义的背景又有自由主义的背景,这样不兼容的思想背景是不合适的,而且似乎暗中更多地支持了自由主义,这一点使他觉得是个遗憾,于是,在“自由的困境与乌托邦的可能性”这篇文章里,他试图用一种单纯的马克思主义来纠正我关于自由困境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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