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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申府与20世纪中国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016 次 我要收藏

  《张申府文集》于2005年1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它的出版对我们了解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以及学术文化诸多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资料,正如张岱年先生在该文集的《序》中所说:“张申府是当代中国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

  申府先生对20世纪中国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政治活动、社会活动,我这里不打算多作介绍,只想多讲一点他在学术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申府先生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一位有创造性的哲学家,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逻辑学家,并且其学问涉及领域很广,他对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甚至艺术都有很深的研究。他读书非常广泛,从《文集》第二卷中《英美书讯》和《书的消息》就可以了解到。

  申府先生在哲学上的最重大的贡献就是融通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分析哲学,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申府先生的哲学是由孔子、马克思、罗素综合组成的。

  申府先生的父亲是清朝的进士,为了要申府先生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为孩子们请了一个塾师,并由他亲自设计和监督。这大概为申府先生打下了很好的国学基础。但是1909年,申府先生被送到当时的一所新式的学校顺天高等学堂。在那里虽然中西科目都有,而他最感兴趣的是数学。这就是说申府先生真正走上学术的道路是从研究西方的科学开始的。他从1914年就开始大量阅读罗素的书,这年他就看到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他说:“从1916至1919年这三年中,我读尽了罗素的所有著作——书籍、杂志,任何的东西”,“先是数学,然后是逻辑”。自1919年起,申府先生就写了大量介绍罗素的文章(见《张申府文集》第二卷),其中《罗素》发表于1920年10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二号中。罗素正是这时来到了中国,是年11月20日申府先生给罗素写了一封信,罗素不仅回信说申府先生对他发表的著作目录整理得十分准确和完整,而且说:“我听说你是布尔什维克,并不同意我对苏联的批评。”这就说明,申府先生早在1920年前就接触到共产主义。1917年申府先生进入北京大学,受到了陈独秀的注意;在1916年先就认识了李大钊,之后申府先生成为一革命者,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即使在五四运动后,他仍然继续关注罗素,并用罗素的思想提醒学生运动应以自我解放为目的,把争取自由放在第一位。在1919年7月13日的《每周评论》上发表的他的《自由与秩序》一文中说:“吾们期望自由,……古人不能束缚吾们,今人也不能束缚吾们。习惯、罔信、成见、偏执,都是应当极力排斥的。吾们只求的是真,吾们只认得的是实。”我们还可以注意到,这时申府先生对极端反传统也持保留态度,“张从来没有说要全盘打倒中国传统。”这点我们可以由1931年刊登于《清华周刊》上那篇《尊孔救得了中国吗?》看出,申府先生主张“把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社会哲学)和孔子(传播仁恕中正等道德理想的思想家)在意识形态上加以区分。”“张申府的新信条是:打倒儒教,拯救孔子。”照我看,也许申府先生对学术文化的态度,自他早年起就对孔子、马克思和罗素思想都给以了相当的重视,周恩来在1957年张申府被打成右派时说:“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思想着了迷,他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张岱年在《张申府访谈录》中文版序中说:“申府哲学上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与西方的分析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试图将二者结合起来,认为‘解析’与‘唯物’是20世纪哲学的两大主潮,同时又赞扬孔子‘仁’的学说,提出‘列宁(按:或应为‘马克思’)、罗素、孔子,三流合一’的观点。”申府先生在《所思》的《序》中说:“‘仁’与‘科学法’,我认为是最可贵重的两种东西。”而在《家常话》中,申府先生说:“我始终相信,孔子、列宁、罗素是可以合而一之的。我也始终希望,合孔子、列宁、罗素而一之。如此不但可得新中国哲学,如此而且可得新世界学统。孔子代表中国古来最好的传统。罗素代表西洋历来最好的传统。列宁代表世界新的方在开始的传统。孔子表示最高的人生理想,由仁、忠、恕、义、礼、智、信、敬、廉、耻、勇、温、让、俭、中以达的理想。罗素表示最进步的逻辑与科学,尤其是数理逻辑,逻辑解析,科学法与科学哲理。列宁表示集过去世界传统最优良成分大成的一般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与辩证唯物论,以及从一个现实角落来实践最高的人生理想的社会科学。三者之间,不但并无敌对冲突,三者之间,而且正待相补相充。三者之间,解析且扬弃之后,又有什么不可综核,发展而为一的?‘没有解析,无综核’。辩证的否定乃在飞跃的发展。随解析综核,由否定而发展,永远合造成一个空前的进境。合孔子、罗素、列宁而一之的新体系是新世界中的新中国的新指标,新象征。”从《家常话》中,我们可以看到申府先生的思想更加趋向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孔子儒家思想甚多,特别提到:“所谓辩证唯物之说,也不过是人要尽人力而知天命,与如何善尽人力而知天命而已。”意谓,辩证唯物论与中国哲学可有相通之处。而其1944年写的《天人行》更是体现其立足本民族文化之根而广泛吸纳西方科学、哲学(包括辩证唯物论)之精神。

  在《张申府文集》中,我们可以看到包含着大量论述罗素思想的文章以及罗素文章的译文。在罗素七十岁寿辰时(1942),申府先生写了一篇《祝罗素七十》,他对罗素哲学作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评价,他说:“凡是一种新哲学,总是有一种新方法的。实在,罗素对于哲学最伟大创辟的成就贡献,造时代而且千古不磨的成就贡献,也就是在他的新方法。”看来,他对罗素哲学的推崇主要在分析方法方面。但到申府先生晚年,却对罗素的看法有所改变,而且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罗素有什么重大缺点的话,那就是他不能从各个方面看一个事物。他的锋利有力的分析可以直抵现象的中心,但却漏去了许多其他方面。这使得他片面——这可以从他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这点看到。至于我,就全面得多。”为什么申府先生自以为“全面得多”,这正是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本源怎样有助于他更为客观地观察这个世界”,“这比罗素的片面不全的实在论更为客观”。从《文集》中看,申府先生论述辩证唯物论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在发表于1933年11月16日《大公报》上的《客观与唯物》中他说:“辩证唯物论乃是一整个的哲学系统:既有它的方法态度,也有它的元学,知识论,更有它的人生观,人生哲学。它的最根本义则在认有不依附人的客观实在。”但申府先生对辩证唯物论有他自己的理解,常把它和他创造的“大客观”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说:“平常客观只是科学的方法态度,大客观乃更是辩证唯物论的方法态度。如不怕误会,简直也可以说,大客观既要客观,更进而要唯心,创造唯心。”所谓“大客观”简单的说就是“包括主观的客观”。申府先生根据他的辩证唯物论的理解,曾在1945年7月25日发表在《群众》第十卷第十四期《赘语》中说:“我固然仍然是辩证唯物论的信徒,而且简直越来信的越坚,但我却不能不绝对负责地同时声明:只有辩证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万万不够——就令只在方法一个领域内。”在他的晚年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大加批评,“他把中国刻意模仿苏维埃的思想和经济发展方式比之为一个不懂游泳而涉水过河的人:‘除了溺死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但申府先生对“辩证法”却更为重视,这因为他把辩证法也看成是一种分析法,他说:“哲学总是要找根的。因此也特别用得着辨——解析。唯物辩证法——这可以说是辨的一种。”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说申府先生更加重视的是唯物辩证法。为什么他到晚年虽然仍然赞赏罗素分析哲学和唯物辩证法,但却对这两者都持有一定的批评和保留?我认为,实际上申府先生自30年代就逐渐更加重视了中国传统思想,这点在他的《所思》和《续所思》就表现得很明显,例如文中说:“‘仁’与‘科学法’是我认为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仁出于东,科学法出于西。”其后,又在他为《所思》所写的“序”中说了同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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