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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康德的政治哲学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4272 次 我要收藏

  在纪念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发表二百周年的专稿《论康德的永久和平观念》中,哈贝马斯坚定地捍卫了康德的理念和计划,并且以一大半的篇幅针对施米特对康德的批判进行了“批判的批判”。哈贝马斯认为:“康德为法律理论引进了第三个维度:除了国家法和国际法之外,还应当有世界公民法(权利),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革命。民主法治国家作为一种共和主义制度,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它不仅要求用脆弱的国际法来约束被战争主宰的国际交往。而且,国家内部的法律状态也应当用全球性的法律状态来加以限制,而所谓全球性的法律状态,就是要消除战争,实现各民族的大团结:‘有一种宪法观念合乎人的自然权利,它奠定了一切国家形式的基础。这种宪法观念就是:服从法律的人,联合起来,同时也应是制订法律的人。这种观念认为,一切国家形式的共同本质……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理想,它不是空洞的幻象,而是一切资产阶级宪法的永恒规范,它要远离一切战争。’”[4]哈贝马斯认为,对康德的国际联盟设计根据时代的发展做一些适当的修正,对今天的国际政治来说,它仍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哈贝马斯通过批判施密特对康德的永久和平学说的批判,来给出改革联合国和跨国组织等现有的人权政制的思路。哈贝马斯对施米特的分析要点如下:“施密特对世界公民权利的批判,主要是从歧视性的战争概念入手的。这样,他的批判看起来就明确集中在法律问题上。……只有在道德上保持中立的战争概念,才不会让个人为刑事化的战争承担责任,也才和国际法主体的主权是吻合的。……只有把非歧视性的战争(diskriminierender Krieg)付诸实践,才能对战争行为加以约束,并且避免总体战争所带来的恐怖局面;而对于总体战争(totaler Krieg),施密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作了深入的分析。由此看来,施密特不过是认为,回归到以前的有限战争状态,是在世界公民法层面实现国家自然状态和平化的一条现实主义途径。……贯彻世界公民权利,会导致歧视性的战争概念;这不再会仅仅被看作是对总体战争的错误反应,而是总体战争的根源。……在施密特看来,回归到古典国际法,就是为了避免总体战争。……施密特警告人们,用‘法律和平主义’消除战争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5]

  哈贝马斯断定,施米特混淆了人权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的不同含义。这就使得施米特做出了致命的错误的判断。“因此,在施密特看来,人类道德错误忽视的正是政治的自然秩序,也就是他所谓的必须区分清楚朋友和敌人。由于人类道德用‘善’和‘恶’这两个概念来把握政治关系,因此,它也就会认为政治对手‘缺乏人性,十分可恶,不仅应当予以地方,而且必须彻底加以消灭’。同样,由于歧视性的战争概念依据的是人权的普遍主义,因此,国际法说到底还是受到了道德的影响,而道德可以揭示出现代战争和内战‘打着人类的旗号’所作出的非人性的行为。”[6]哈贝马斯认为,当今国际社会仍然需要坚持康德的理念和计划:“因此,对于权力政治面临道德化危险的真正回应,‘不是政治的非道德化,而是通过民主的程序把道德转化成为一种实证的法律体系,并且具有合法的应用和贯彻程序。’要想避免人权的基础主义,就不能光是抛弃人权政治,而只能通过在世界公民权利层面上把国际关系从自然状态转向法律状态。”[7]哈贝马斯认为,在国家的权威日益消解的“后民族国家”的时代中,要将世界公民权利彻底法律化,坚持被施米特所严正警告的“法律和平主义”,以普遍的人权驯化国与国之间的自然关系,以国际法限制主权国家之间潜在的战争危险。[8]这正是德国所倡导的国际新秩序的核心内容。

  罗尔斯与哈贝马斯不同,按照他的政治自由主义的设想,他在《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中给出了远比哈贝马斯这位欧盟哲学家的思想适应性更广的“永久和平联盟”新构想。罗尔斯在书中说:“我的基本观念遵循了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的概述,以及他的和平联盟的观念。按我的解释,这一观念意味着我们始于宪政民主体制的自由政治概念的社会契约观念,而后通过导入次级的第二原初状态,换言之,此时自由人民的代表与其他自由人民达成协议,来对其进行扩展。我在第三、四章论述了这一点,并在第八、九章又论述了与非自由但可接受的人民达成的协议。每一个这样的协议都要理解成假设的协议,非历史的协议,此一协议的达成乃由匀称地处于适当的无知之幕下原初状态里的平等人民来做到。因此,人民间的承诺便是公平的。所有这些都符合康德的观念,即宪政体制必须建立一种有效的万民法,俾使充分实现公民的自由。”[9]与哈贝马斯不同,罗尔斯的永久和平的联盟不是国家之间的,而是“自由人民之间的契约”。罗尔斯的宪章在内容上与康德有别,但在实质上却继承了康德的构想。除了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两位当今国际学界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重申康德的永久和平的理念之外,解构主义之父德里达在其《好客》和《友爱的政治》中也大谈康德的“好客”和“世界公民权利”概念,[10]有这些当今最重要的哲学家重申康德的政治哲学,谁还敢轻率地声称康德的永久和平的观念和康德的政治哲学已经衰微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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