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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范式的选择“困境 论神学观念缺失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影响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3100 次 我要收藏

当下的中国史学研究实际上并不乏理论,也不乏方法。但是,如果将理论与方法(以理论为指导的方法)结合并视同为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定义的“范式”[1],那么中国史学研究之困境(Dilemma)就随之出现了,因为“历史研究的范式(不管这种范式是外引的还是土产的)几乎总能解释它们想要解释的现象与问题。”[2]

  本文所谓的“困境”实际上缘自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产生的两个疑问:其一,既然历史研究需要工具(范式),那么在众多的备选范式(工具)中,何者更具有解释力?这应该不是一个简单的、谁是谁非的选择性问题。因为对所选择工具的效用评价,大多可以直接地化约为史学研究的起点问题,即历史哲学或史学观念;其二,如果范式源于观念,那么既应用范式又否定观念的做法是否妥当?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常常频繁地借用那些受我们批判的史学观念引导下的研究范式,而批判却往往又建立在彻底推翻其理论前提与预设之基础上。

  按照一般的理解,史学研究基本涵盖了三个层面的范畴,即方法、理论与观念,而且三者之间被赋予了一种由低及高的评价逻辑。[3]当范式(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或者借用无法实现“困境”的破解时,我们便不得不将视野转向范畴的最高层面,即史学研究的观念。基于此种认识,本文试将当前中国史学研究过程中的范式选择的“困境”,归结为由观念缺憾所导致的后果。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困惑”的自问自答方式,并不是无视中国史学研究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也不是要重新审定现存史学观念的合理性,而是期待在既知的前提下,进一步理解史学观念全面与平衡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一个内涵更加丰富明确的、具有现实说服力或者解释力的史学观念,有助于为那些初涉历史研究并试图所有作为的人提供新的研究思路,因为当下的史学研究已经很难寻求这样一个局面,即“在没有受先前已建立的理论指导而搜集到的事实(的基础上),才足可以明确地宣告容许第一个范式的突现” [4]。

  作为观念的神学及其对史学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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