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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 ——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的转变
录入: 哲学网编辑部 发表时间: 2014-02-18 点击: 1907 次 我要收藏

最近二十五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进入有史以来最为迅速和巨大的发展时期,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晚近以来地位又非常离奇的社会意识形式,一直在进行着艰难而痛苦的转型和变革。而在哲学所属的各个门类和学科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处境又是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尴尬的。用不着在这里具体进行描述,大家心里都清楚那是一种怎样的境地!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起码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一研究领域的新一代的研究者,虽然学术环境、知识背景和思维路向等方面已经与前几代学者有了很大的变化,但在其他学科的同代学人看来,我们仍然显得非常“另类”,很多论者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被排斥在主流学术之外。这样,在宽容的期待和执著的坚守、理解的渴望与变革的意向之中,我们这一群体所经历的内心的磨难就格外多一些。
在遭逢困境的情况下,首先应该想到的是自己的不足。我感到,我们这一学科的研究之所以呈现出这样一种局面,原因很复杂,有些因素是作为学者很难左右或单靠其力量难以根本改观的;但从自身的角度检讨,学术性不强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致命的症结。迄今为止,很多人并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学术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很多文章和著作不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路径和规范,选题趋同于流行的政策和见解;有些论者的所谓“研究”也很难说是学者的作为,其成果经不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这些都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声誉。从这一点上说,虽然受到别的学科的朋友的奚落,内心不大痛快,但我实际上是认同他们对目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状况的判断的。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不是已经没落到退出学术舞台、不再具有研究价值或没有资格成为学术对象的地步?我想,决不是!在这点上,我则又对那些单纯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研究水准、看到马克思主义就很反感的论者,尤其有的据说还是其他学科卓有成就的学者,非常不以为然。不要从很功利的角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一种思想体系像马克思主义这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持久的社会影响;就是从弄清作为十九世纪中下叶对世界社会状况及其未来发展趋向有深邃思考的一个思想家的原始思想的角度,马克思研究仍有非常多的工作,他的作品的全集尚未完全编就,对其文本的研究还很薄弱,对其思想的理解和把握更谈不上客观、全面和准确,怎么能说对他的研究就该结束了呢?孔子的时代距今多少年?朱熹是什么时候辞世的?柏拉图、康德呢?这些人物及其作品、思想的研究一直延续到现在,甚至有复兴之势;马克思辞世才120余年,他的思想参与甚至一度主宰了20世纪世界的变革和发展,为什么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就不再具有学术价值了呢?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水平确实不高,但这不意味着这种状况不可以改变;再者,学者的研究通常是一种个体行为,怎么可以把抱有不同态度、方式和意旨的研究者统统视为“另类”?
当然,还必须看到,即使从学术角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式和方向。表面看来,最近二十多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领域取得了很多成果;但是同时必须注意到的是,我们在对自身研究方式的反省和转换方面却一直比较滞后或缓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大特点是热点问题不断,它确实以这样的方式参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因此姑且可以将其视为这一领域研究的长处。但认真梳理一下就会发现,相当多的热点问题的讨论,呈现出一个相同的轨迹,就是起初非常热烈,参与者甚众,但经过一段时间讨论后,就难以持续、深入下去了,最终则不了了之或只停留在原初提出问题的层次上。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自然也比较复杂,比如说,有的问题本身不纯粹是一个学理问题,而是由社会实践生发出来的,在现实生活中尚找不到解决之径的情况下,理论上的探究不可能走得很远;但是,还必须看到,相当多的问题难以深入下去,还有另一个缘由,即与我们研究方式上的陈旧相关联,就是说,面对新问题、新现象我们总是在旧的思维框架和思路中进行探讨。就后一方面而言,现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确实到了需要认真反省的时候了;如果没有一种研究方式上的巨大的转轨,将严重制约其所达到的水准和深度,更难产生经得起时间和学理的检视的作品,从而改变人们对它的偏见,继续发挥其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
当然,“研究方式”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所指;着眼于目前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想强调的是三个方面,即学术态度、文本基础与比较视野。

一、学术规范

无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处于多么特殊的地位,要成为论者的研究对象,对它持一种学术性的态度是首要的前提条件。我觉得,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国家已经进步到这样一种宽容的地步,就是可以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原始形态进行一种学术性的研究和探讨。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种理性而客观的态度和评价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态度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理性定位,另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规范。
研究者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抱有一定的兴趣甚至好感,这是不奇怪的,否则他就不可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但在具体的研究中又不能听任这种兴趣和好感随意左右自己的最终论断。学者们通常有一种误区,就是有意无意地夸大自己研究对象的价值,认为自己研究的就是世界上最迫切、最重要甚至是惟一值得探讨的。其实这是一种盲目的自信,如果一味坚持下去而缺乏冷静的自省,必然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因此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研究对象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制约和界域。
我们看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成为众多人的研究领域,有体制方面的缘由、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专业“圈地”的考量,当然更不能排除个人兴趣使然,情况确实很复杂。但真正说来,打个未必恰当的比喻,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之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不是宗教徒、异教徒之于宗教教义的关系,而是宗教研究者之于作为其研究对象的宗教现象的关系。上文所谈到的那种对其意气用事、不屑一顾者,持有的不是一种学术性的态度,当然也就不可能对其进行客观性研究;但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来说,我感到普遍存在的一种情形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实际评价与马克思本人的真实情形存在着不小的错位,因而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的态度。
按照我自己对马克思文本的研读,我感到就马克思本人的思维方式而言,从总体上说更多地带有十九世纪的特征,显现出明显的近代性质。哲学研究与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同构性关系。正如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主要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即着重探讨影响经济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因素,而较少地涉及经济的内部机制和具体运行;这种研究范围和路向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状况和特点是相适应的。而当代的经济学则更主要的是一种应用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探讨的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经济要素之间的匹配、变化和更迭,这又与当代世界社会经济形态的新状况和新特点直接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不能说政治经济学研究、宏观经济学研究已经完全丧失其价值和意义,但较之它从前所主导的经济学研究方向的情形的确有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当代的经济学研究中,如果不把研究重点倾注在微观领域与运行机制方面,而老纠缠于影响经济的外在因素和经济行为的政治性质,那么将偏离经济学的主流方向和创获领地。对于哲学来说也是如此,经过二十世纪哲学的巨大发展,人类思维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哲学研究的议题、思路等在层次、广度和深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先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认为整个哲学史的历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前是错误的,之后也充满了谬失,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哲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是唯一“科学”的哲学形态,独据当代哲学思维的“制高点”。我们注意到,近年我们在马克思哲学的名义上挖掘出它所谓“被遮蔽”的“本体论变革”、“颠覆形而上学”、“终结哲学”等与当代哲学接轨的思想,甚至认为他是现代西方哲学的“真正开创者”,其实这些很难说是基于扎实的资料支撑和审慎的分析而作出的一种理性的结论,很多情况下是站在为马克思思想的当代性进行辩护的立场上而生发出的论断。其实,在二十世纪大多数西方哲学家看来,受黑格尔哲学影响巨至的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属于传统哲学的视域;而我们知道,现代哲学的变革是从批判黑格尔哲学开始的。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有诸多共同的议题题,但即使如此,探讨的范围、层次和方向也发生了一如经济学研究中所实现的那种的巨大变迁。当然这里绝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完全没有当代性,而是说应当恰如其分地估价这种当代性,明确它的影响的界域、层次和限度。
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能持一种学术性态度,那么必须把遵循学术规范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来做。对于研究者来说,学术规范是他进入课题研究的天然“律令”和前提训练,不能因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就可以任意变更、违反甚至放弃。但我们看到,在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重建学术规范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有点例外或犹疑,因为这一领域的很多研究严重的“不规范”。这种“不规范”还不仅仅是指为文著述时无视诸如注释、索引等操作层面的格式、步骤和规则,更主要的是由于丧失对学术研究的敬畏态度而采取的随意行为。我们这里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下几点:
——课题选择。在具体的研究领域中,研究题目的选择是很有讲究的,就是说,它不是研究者信手拈来就可以进行探讨的东西,应当是一个熔铸了研究者长期深邃的思考、在一个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中又获得普遍认可的论题或方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选题中呈现出的一种现象是,作为研究对象本应探讨的内容触及很少或者存而不论,而大量充斥的是以自以为是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他现象的解释和评论。每年我们都要批量产生不在少数的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可是你仔细检索一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的选题,多是一些大而无大的“宏大叙事”,一篇十万字左右的论文可以纵论全球化,几个章节就可以贯穿古今中外史。其他学科提倡“小题大做”,而我们则是“大题小做”。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崇尚思辩,相形之下,特别不屑做一些梳理、考证的工作,认为那样是一种经院哲学的做法,就不会有什么“创新”。其实大而无大的探讨既无助于学术本身的积累,也谈不上对现实问题有深刻的见解。
——撰写方式。可能受到过去“领导布署、集体参与、协同作战”方式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果,一方面多文章而少专著,另一方面集体著述的方式又非常普遍。这种情形过去犹甚,现在有所改观,但鉴于近年名目繁多的大型课题或项目,多是一人或几人主持,几人、十几人参与,每人执笔一部分,所以又有复兴之势。这种方式当然也有合理性,但真正的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一种个性化很强的工作。实践表明,在我国,集体著书的能达到像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那样水准的屈指可数,大量的作品经不起时间和学理考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情况更为明显。
——论述思路。按照学术研究的一般步骤,选择一个课题之后,对于这一研究对象必须进行学术史的清理,看与此相关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怎样的程度,因为我们是站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探究的。从这个尺度衡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许多课题的探讨实际上不具当代学术意味。即如近年很多论者所张显的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一方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化、生活化、感性化的议题的探讨已经越来越抽象,更多地体现出我们是按照过去陈旧的研究方式和路数来进行探讨的,这种做法本身就不是现代哲学的提问方式和思考方式,另一方面就是放在自古以来“实践哲学”形态更迭和谱系流变的进程中,马克思的思考也不象有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独冠群雄。黑格尔本人虽然长期以来被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定性为“唯心主义”哲学家似乎就把握了其思想实质,但抽调他的思考预设和先在观念,就“实践”问题本身的纵深探究而言,很难说马克思当时就超越了其水准;更不用说在二十世纪“实践哲学”的研究中不再拘泥于对主体与客体之间到底谁为决定者的“还原论”思维,而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二者的多种样态、表现及其更加错综复杂的关联,较之于黑格尔、马克思,这些探讨无疑是更加深化了。当代实践哲学的研究如果没有对这种学术思路的清理,很难提升到更高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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